我国自宋代起出现了保护著作权的萌芽，官府曾对一些著作发出“不许复版”的禁令。由于古代的文人墨客、学者等不注重著作的经济利益，所以版权保护制度在我国没有发展起来。真正对知识产权的一些内容有较深刻的认识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出现的。１９０５年清政府成立了大清修订法律馆，由沈家本、伍庭芳等主持修律。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该法有对侵犯著作权处以刑罚规定：凡假冒他人之著作，科以４０元以上４００元以下罚金（知情代售者亦同），赔偿著作权人之损失，没收印本刻版及专供假冒使用之器具；割裂、改窜及变匿姓名或交换名目发行他人之著作，科以２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罚金。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和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也有罚金的规定，但均未规定自由刑。
新中国成立之后，立法机关对侵犯著作权的刑事立法制定的较晚，１９７９年刑法规定了假冒商标罪，１９８４年的专利法规定了假冒专利罪，但刑法和相关法律没有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规定，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的盗版现象已相当严重。针对这种情况，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作出了规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刑法１１７条投机倒把罪论处；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１１８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犯罪的决定》第１条第１款的规定”。１９９１年１月３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要求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犯罪活动。重点打击制作、贩卖、传播、走私淫秽物品的犯罪。淫秽物品不享有著作权，可见，该通知的主要目的不是打击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况，一些西方国家攻击我国保护著作权不力，因为，无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如何严重，均不会受到刑事制裁。国内的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私利，大肆进行盗版活动，严重侵害了权利人的利益，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秩序。
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这是新中国的法律第一次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制定了相应的法定刑。为了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执行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构成犯罪的标准、其他严重情节和数罪并罚等问题作了解释，使该规定更便于实际操作。１９９７年修订后的刑法吸收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的内容，把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修订后的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也规定了两个罪名，即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并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上述两罪的犯罪主体。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又对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侵犯著作权犯罪定罪处刑的具体标准。至此，我国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已相当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