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企业就像是在裸奔。”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是对于自我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全民都要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另外更重要的是当深企“走出去”如何避免知识产权相关诉讼问题。9月27日下午，深圳市政协举办委员议事厅活动，以“保护知识产权，建设创新高地”为题，探讨了未来深圳如何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

深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走在了全国前列，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2019年度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绩效考核结果，深圳在全国参与考核的156个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中排名第一。而这个第一来之不易，是深圳40年坚持不懈的成果。

目前，深圳每万人的发明专利量是106.3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深圳有效发明专利维持5年以上的比例达85.2%，居全国第一位；所有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或创造者大部分来源于科技型企业。民建市委会委员、罗湖区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研究员张鹏说，深圳知识产权布局超前，从知识产权的股权融资、质押融资，到未来的证券化等方面，都已经构建了非常完善的体系。

不少企业被侵权后往往选择“私了”

虽然深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起步较早，但是不少企业仍面临着被侵权的问题，在面对侵权问题时，被侵权的一方又往往因为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诉讼。民建市委会委员、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南山区政协委员赵明昕就说，在遇到知识产权侵权的时候，大约有70%的权利人会选择和对接和解，也就是“私了”。

为什么不愿意提起诉讼呢？说到底是因为效率太低，不划算。赵明昕说，行政保护的优点是方便快捷，但是缺点是赔偿金额比较低。按照目前的法律，对于一个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行政保护最高的赔偿额是损失额的5倍，但是这个损失是直接损失，很多间接损失和延伸损失是不纳入在内，所以它的后果很有可能是赔偿金额并没有赶上实际损失。而司法保护虽然赔偿额会高一些，但是最大的缺点是太慢，时间成本太高。一个案件从立案到审结短的要几个月，长的要几年，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一般技术性较强，审理期限也就更长，而很多知识产权的产品生命周期又很短，这都造成了维权成本问题。

对于赵明昕指出的这一问题，民建市委会常委、福田区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璇则说，近期民建深圳市委会做了一份“对行政执法来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相关调查，结果有48.04%的企业是不知道什么叫行政执法的，有20.59%的企业表示不知道怎么取证。这也侧面说明了知识产权形成共识的难度，而相比日本直接把知识产权的违法定性为刑事犯罪的做法，周璇建议可以效仿来提高侵权成本。

民建市委会委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智能海洋工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汪洋则举例了韩国的做法，韩国专利局提出《关于为了保护海外产业财产权提供审判与诉讼费用补贴的规定》，简单来说这个规定就是政府出钱，这给了企业坚强的后盾，一旦企业或者个人在海外遭遇侵权时，由政府来出面支持，这就解决了一部分企业或个人的后顾之忧。

建议深圳设立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基金

作为外贸依存度极高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深企走出国门，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知识产权的风险就成为关键性问题。民建市委会委员，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宋洋透露，近年来，深圳企业遇到越来越多的海外知识产权诉讼，今年已经遇到了8起“337调查”（注：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查），这是去年同期的8倍。

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发达，90%以上的企业又是民营的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在发展初期大多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布局和储备不足，遇到诉讼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应对。宋洋建议，深圳设立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基金，鼓励企业加大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布局，建立专利池，成立维权应诉联盟，减轻出海之后遇到的知识产权风险。与此同时，在遇到知识产权海外诉讼的时候，企业也可以向深圳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应对指导中心寻求帮助，中心现在已经汇集了170多位国内外知识产权诉讼专家，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指导。

周璇则建议，走出去的企业首先要了解企业所在国家的法律和政令，高度关注海外一些法院，像联邦最高院这些法院判出来的案例，这些案例很可能会引导出其他的判决；其次是善用律师，企业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先考虑找中国律师，海归人才本身就了解海外的法律以及中国的法律；再者是谨记遵守中国法律才能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