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羹梅留学回国后，面对我国铅笔市场长期被外商所垄断的不利情况，满怀一股“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和他的同学郭子春等着手准备筹建开办铅笔制造厂之事。当时全国上下正掀起一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热潮，这更增添了他一定要研制生产国货铅笔，创立使用国货铅笔商标的信念。当时，吴羹梅先生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铅笔在当今各种文具行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铅笔与人们的日常学习、工作，特别是与中、小学生的学习密切相关。据海关对外贸易统计，单单在1932年这一年，外国洋货铅笔输入我国就高达150万支。这小小的铅笔，每年就损失国家外汇数百万元之巨。吴羹梅先生认为：“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虽香港九龙已有我国唯一大华铅笔厂创设，然持此一厂，抵制外货，力当未逮，此种工业实大有提倡发扬之必要。”

从1933年底开始，吴羹梅联合郭子春、章伟上等好友，花费约两年时间，进行前期艰苦筹备。吴先生变卖乡下房屋所得4 500元，作为工厂启动资金。同时，他向亲友、同学认股，筹集资金50000余元。他自己寻找厂房，购买生产设备、产品原料等，于1935年10月，终于在上海南市斜徐路(今日晖东路西面)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既能生产铅芯，又能生产笔杆并进行外观油漆加工的全能国货铅笔制造厂——中国铅笔厂。

工厂创办之初，由吴羹梅先生任厂长，章伟士任经理，并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包括上海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等7人为董事。建厂之初，吴先生从江苏武进等地招来工人及培训技术人员。当时，工厂月产普通铅笔仅10000余罗(每罗144支)。国货铅笔问世后，销售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国货普通铅笔的质量、品种，工厂生产规模、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均与外国铅笔制造商存在较大差距。事业初创，困难很多。那时，吴先生常常人不敷出，经济上是拆东墙，补西墙，铅笔厂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

工厂初创时期，产品原料主要还是依赖进口，且成本价格很高。吴羹梅先生认为，如果要与德、美、El等国洋货铅笔进行市场竞争，必须降低成本。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吴先生决定要千方百计利用国产原料来替代进口原料。于是，他不辞辛劳走访国内很多采矿区，了解能制造铅笔的原材料。吴先生曾使用过江苏的黏土、湖南的石墨矿、云南的紫胶(虫胶)、黑龙江的椴木等，取代外国的进口原料。吴先生还发明了用无木屑加工铅笔木料的先进工艺，既大大节省了原料，又成倍提高了生产功效。另外，吴先生在铅笔用油漆和产品包装方面也进行多项技术革新，为真正的国货铅笔生产创出了一条新路。

1936年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各地的多次挑衅，国人多次掀起“抵制Et货，使用国货”、“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群众运动，广大民众“抵制日货”等情绪高涨。吴羹梅先生为了扩大自己生产国货铅笔的社会影响，拓展国货铅笔销售渠道，他决定将自己创办中国铅笔厂的厂名中间，再加上“标准国货”四个字，即将工厂改名为“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当时国人提出“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等口号，吴先生也积极响应，并决定将自己使用的铅笔产品商标，取名和当时“航空救国”名称有关的“飞机”牌商标。另外，他还将“航空救国”等爱国口号印制在“飞机”牌普通铅笔的笔杆上，推向国内铅笔市场。这也表明了他抵制洋货铅笔长期侵占国内铅笔市场的决心。

在工厂开工一段时间之后，吴先生为了降低成本，不断采用国产原料如木材、石墨、黏土和油漆等来制造国货铅笔。初期产品质量与洋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吴先生就进行技术革新，改进产品质量，使国货普通铅笔质量大大提高。面对洋货铅笔充斥市场，吴先生又改进笔芯原料配比、制板工艺和油漆，最终使产品质量能同洋货媲美。为了抵制日货铅笔，吴先生与技术人员设计了“中国人用中国铅笔”的广告语，将它印在铅笔上，这对国人使用国货产品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初，为抵制洋货“三堡垒”牌、“施德楼”牌等铅笔，吴羹梅与工厂技术人员一起，又研制出中档铅笔，并直接使用他姓名“吴鼎”中的一个“鼎”字作为产品商标名称。目的是要以三足鼎的形式，与洋货铅笔抗衡，同时用“鼎”谐音“顶”，寓意“顶”住德国货“三堡垒”和美国货“维纳斯”等洋牌铅笔对我国文具市场的倾销。从当时的“鼎”牌注册商标图样看，是一个三足鼎，旁边还有英文“TRIPOD”(即吴鼎的译名)，意指“鼎”牌商标名称。当年日商铅笔株式会社经理数原三郎断言吴鼎的第二世也造不出铅笔，可是现在吴鼎一世就造出了铅笔，令日商刮目相看。另外，为配合当时政府有关部门宣传的“航空救国”活动，吴羹梅生产了“飞机”牌500型多用途铅笔，同时还生产了“飞机”牌200型号的好学生、300型号小朋友铅笔，以满足市场需求。

在国货铅笔销售初期，为了尽快打开销路，吴羹梅花费大量时间，与上海各大文具销售企业联系，签订销售合作协议等。当时吴先生联系的文具商店有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益新教育用品社、育新文具社、一文阁文具店等等。另外，他还与有关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大东书局等建立密切的推销关系。这样，便使国货铅笔与书籍共同陈列于橱窗，以此引起知识阶层的注意，争取扩大产品销路。由于国货铅笔价廉物美，适应市场需求，产品销售蒸蒸日上。这样，吴先生在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使“飞机”牌、“鼎”牌铅笔产品逐步挤进洋货铅笔霸占的国内主要文具市场，并取得了一席之地。

之后，吴先生与工厂技术人员又不断提高“飞机”牌、“鼎”牌铅笔产品质量，并将销售方向直指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十里洋场上海南京路，特别是南京路上著名的四大公司即永安、新新、大兴、先施公司的文具柜台。这样一下子提高了“飞机”牌、“鼎”牌国货铅笔商标的社会知名度，形成了国货铅笔商标在消费者中的良好信誉。吴羹梅还通过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等各种社会关系，最终使国货铅笔完全跻身于国内各大文具市场。1936年底，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吴先生主持生产的各类“飞机”牌、“鼎”牌铅笔不仅在上海和江南地区文具市场站稳脚跟，而且还逐步扩大了产品的销售范围，远销至西北、西南和中原地区等，还一度销往我国香港和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

当时，吴羹梅先生为了保护“飞机”牌和“鼎”牌铅笔商标不被其他同行所假冒，还及时将“飞机”牌普通铅笔商标、“鼎”牌中档铅笔商标，及时呈请国民政府实业部商标局进行商标注册。后经实业部商标局初审、审定和核准后，颁发给吴羹梅先生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第28786、28787号《商标局商标注册证》各一张，用以依法保护自己创立的产品商标专用权不被其他同行所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