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开办之初，以编印出版“中华”牌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并一度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对手，彼此竞争日益激烈。当时两家出版部门因宣传、推广、批发、折扣、同行佣金等开支，损失巨大，每年减收各在30万元以上，难以为继，于是有了联合或合并之议。1914年，经商谈合作，但协议最终未能达成。1917年，两家再次进行会谈，并正式形成合作协议。1926年6月至1927年6月，两家又继续签订合作协议。

在出版方面，当时陆费逵先生采用“跟踪与超越”商务印书馆的办法，来提高“中华”牌图书商标的社会声誉。如在全国书刊出版界中，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成立要早10多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字”牌各类书籍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早就根深蒂固，先声夺人。“中华”牌书刊要想后来居上，确非易事。但陆费先生不畏艰难，奋勇直追。在30年代中期，“中华”牌不但在有些方面赶上商务印书馆，且还有一些品种书刊已超过“商字”牌。另外，在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出版物中，在中华书局出版目录中均能找到相对应的书刊。这里对两个品牌书刊作一对照： 1．有关“中华”牌与“商字”牌教科书之争

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局的竞争，是从编辑、印制、出版、销售“中华”牌中小学教科书开始的。在中华书局创办的第二年，即1913年，编印出版“中华”牌初等“新制小学教科书”，每种12册，每学期使用1册。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字”牌初等“共和国教科书”，每种8册，也是每学期用1册。两家教科书在书本的内容、售价等，均有所不同。当时“中华”牌与“商字”牌教科书都在各新闻媒体大做广告，宣传自己编印教科书的优点，指出各自的不足。“中华”牌称自己编印的教科书：课本分量合于授课时间，内容注重国民教育，印刷精良，封面耐用等。“商字”牌教科书则称自己编印的教科书：售价低廉，减轻学生负担，便于普及教育等。还有中华书局如在当天报纸上刊登“中华”牌教科书重要启事，商务印书馆就在第二天报纸上刊登“商字”牌教科书的重要声明。两家有时连篇累牍，连续二三十天，在主要报纸上开展竞争。由此可见，两家出版单位初期竞争较为激烈。陆费先生在创业之初，首先发行“中华”牌教科书，并与同行开展市场竞争，促进了我国教科书内容与质量的大大提高。1927年，陆费先生领导的中华书局又编辑出版“中华”牌初高中“新中华教科书”，共有55种。

2．《大中华》与《东方杂志》两本杂志之斗

《东方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清末时期。当时《东方杂志》内容较多，信息量较大，发行量面广，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杂志。面对《东方杂志》创办时间早，社会影响大等优势，陆费逵先生也不甘示弱，他于1915年1月创办《大中华》杂志，专门请名人梁启超来主编，也名噪一时。后来，陆费先生又继续创办《新中华》杂志，仅创刊号就发行10 000余份，行销全国，并在舆论界一举成名，以此确定了“中华”牌书刊在国内出版界的地位和影响。1931年“九--／k”事变后，他又于1933年1月，积极筹划创办大型综合性期刊《新中华》(半月刊)，主张全国上下一致对外，抵御外侮。其内容有国际时事、经济状况、各种学说、文艺、新书介绍、半月要闻等。当时，每期行销都在3万本以上。

3．《辞海》与《辞源》两本工具书的比拼

在中华书局出版《辞海》之前，商务印书馆已出版发行了《辞源》，且在社会上颇负盛名，畅销全国。陆费先生在出版《中华大字典》和《中华百科词典》，积累了大量资料后，也想编辑出版一本大型文史类工具书，但因平日工作繁忙，且没有合适人员协助参与编辑。

1915年，陆费先生开始筹划编辑《辞海》，它也以词语为主，又兼收百科，供读者阅读_般古籍、文史哲研究和语文教学使用，成为我国近代规模较大的一部古今汉语大词典。但由于陆费先生邀请我国近代著名文史专家舒新城先生主其事，而舒先生苦于创办文化职业学校，又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院教授等，无法身兼二职。直到1922年初，舒先生才答应陆费先生任《辞海》一书的主编。历经10多年极其艰难繁重的工作，该书于1936年先对外发行《辞海》上册，1937年8月出版了下册。《辞海》发行70余年来，行销已遍及世界各地。其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力也远远超过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辞源》一书。在《辞海》出版发行后，中华书局还应部分读者要求，出版了几种《辞海》的副产品，包括《辞海》节版本、《辞海》合订本等，供应社会各阶层读者的需要。

4．《四部备要》与《四部丛刊》两书对于广告宣传的竞争

早年，商务印书馆印制出版“商字”牌《四部丛刊》，在广告宣传中称是照古书影印，不像一般排印的容易出现差错，以此来吸引读者。面对商务印书馆对《四部丛刊》的各种宣传，陆费逵先生不但及时编印出版了“中华”牌《四部备要》，还在对外广告宣传中指出，该书是根据善本排印，并经多次校对，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讹传讹，贻误读者。另外，他还别出心裁地在该书出版的广告中，悬赏征求读者来信，如能指出“中华”牌《四部备要》排印错误，每字酬谢银洋10元。陆费先生使用这种办法宣传产品质量，其效果远非一般广告所能及。在《四部备要》正式出版后，仅读者来信指出错字一项，中华书局就支付酬金数千元。陆费先生这样做，既大大提高了此书的质量，同时又扩大了“中华”牌图书商标的社会影响，真是一举两得。另外，陆费先生在与其他同行的竞争中，由于他对图书编印、出版和发行等各个环节，了如指掌，所以常能以智谋取胜。总之，同行间的竞争确实是免不了的，但通过一系列的竞争，大大促进了行业的发展。

在叙述完陆费先生当年创建中华书局和创立名牌“中华”牌商标之后，这里还要作一补充说明：因出版业务等发展需要，中华书局已于几年前搬离了王府井大街，迁往丰台区太平桥西里。中华书局的广大员工将继承陆费逵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中的光荣传统，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强盛进步，文化学术的传承发展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陆费先生曾说过的这样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也同样希望“中华”牌书刊商标更加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