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踏入成都高新区时，这个82岁老人浅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马路两侧的大楼上印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企业名字，他不断地打量着周围，“这一切真是太神奇了！”
　　3月10日下午，奈斯比特第一次走进这座在精心规划下茁壮生长的园区。对于这个曾经成功预言“世界大趋势”的学者来说，成都和坐落于其中的高新区都将是他最新的研究对象。
　　世界有理由对这里产生好奇。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西门子等世界通讯公司5大巨头在此设立了研发中心，世界软件公司前20强中有11家、外包前20强有5家聚集于此。这里的天府软件园占地面积已达9平方公里，比被称为“世界软件之都”的印度班加罗尔核心区大9倍。
　　“几乎每天都有国外的公司前来选址。”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婷婷笑着说。
　　但如果将时间推移到本世纪初，这片诞生不久的高新区，连同这座城市，远不像今天这样声名在外。一位四川企业家回忆起自己早年去欧洲参加展会时的情景，提起自己的故乡，欧洲记者一脸茫然，甚至怀疑“那里没有火车吧”。
　　英特尔公司总裁贝瑞特也还记得，自己在2000年召开董事会时，董事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成都是哪里”。
　　然而3年后，这家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在成都建立了中国西部唯一的封装测试工厂。
　　行业内最顶尖的公司变为成都高新区最好的宣传者。在杜婷婷看来，每一个进驻软件园的跨国企业都在“以几十倍的效力在世界上传播着成都的影响力”。
　　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迅速发挥了作用。一间世界知名的北欧软件公司前几年落户于此，在年轻的中国区副总裁眼里，这样的决定再简单不过了，“诺基亚是我们最大的客户，它选择这里，我们就选择这里。”
　　成都研发中心用一年时间证明，这里的生产力和质量“符合客户要求，达到世界水准”。当总部发现“中国的成都，一个好地方”后，甚至将正在芬兰和瑞典开发的重大研发项目都转到了这座曾经被视为“封闭”的城市。10年来一直负责维护整个系统的芬兰工程师现在也“全部变成了中国人”。
　　在杜婷婷看来，这并不算什么令人惊讶的消息，“很多跨国公司都在把自己的重心向成都迁，这太普遍了。”
　　如果为世界软件外包行业绘制一幅地图，那么被西方媒体生动地描绘为“西部硅谷”的成都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可与硅谷、班加罗尔、爱尔兰等著名软件园“一起分蛋糕的新贵”。
　　一位高新区官员还记得，2003年，为了运送英特尔的芯片，成都开通了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机舱里每天都是满满的”。去年年初，成都又在国内首开飞往班加罗尔的直航班机，一个在此工作的印度工程师从此可以为回到故乡节省下至少8个小时的时间。
　　“世界变平了”不再是一个预言，一组数字足以令这个一度被“闭塞”阴影笼罩的城市骄傲。如今，成都已经开通了32条国际航线和76条国内航线。从这个古老的城市起飞，3小时到达首尔，6小时到达东京，10小时到达伦敦，12小时到达巴黎，15小时到达纽约。如果经欧亚大陆桥前往阿姆斯特丹港，只需17天，甚至比从上海的港口出发还要快6天。这里已经有10座领事馆，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
　　甚至当人们拨打思科、惠普、戴尔等跨国公司的服务热线时，电话线另一端带着微笑的声音也可能来自成都。2009年，西门子与高新区签约打造“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的呼叫中心，从美国、日本、印度打来的电话，都能听到成都的声音。
　　这是一个正在“被世界呼叫”的城市。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的研究报告中，成都已经成为“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上海美国商会则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商业报告，“成都连续第三年成为在华美商排名首位的扩展目标”。
　　就连一个留着白色连鬓胡须的美国记者在参观软件园后，都曾经好奇地提问：“现在我仅以一个软件工程师的父亲名义发问，如果我的儿子到这里工作，薪水会怎么样？”
　　2010年，成都甚至登上了《福布斯》杂志“世界十大发展最快城市”榜单第一名。这本极具影响力的杂志描述道：“这是一个全新的成都，包括戴尔和思科在内，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在这里汇集。全新的公路、铁路和航线将这个城市和整个世界联结。”
　　但在独一无二的成都名片上，人们并不打算印上“中国的班加罗尔”或“西部硅谷”之类的头衔。
　　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李岗曾陪同市领导前往班加罗尔。这个海归博士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一朵“嗡嗡叫着的黑云”迎面扑过来，他双手一拍，“足足打死了7只蚊子”。参观完这个没有下水道的城市，一位市领导半开玩笑地说：“成都可是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哦，还是不要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了。”
　　一位曾经在北美和欧洲的软件园中工作的工程师这样描述自己眼下正生活在其中的城市：“成都符合我们对于城市的想象，它正在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赢得世界。”
　　如今，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正望着这片土地，“你知道，这样多的跨国公司聚集于此，就是对这个园区最好的证明。”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