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０７年９月的DVF案件中，原告设计并生产联邦注册的DVF品牌的高质量女士套装与女服。原告诉称被告未经许可制造、进口、销售假冒的DVF产品，并且通过Ebay网对假冒产品进行进出口销售和许诺销售。原告取得证据后，请求法院颁发临时禁令以及没收令；并认为被告的行为是不正当利用了原告的商誉，且被告的产品低劣，导致原告商标的丑化。一审法庭通过简易程序支持原告的诉求，被告提出上诉。被告辩称其质量并不低劣，没有专业的眼光根本无法辨别其假冒的产品与原告产品的区别，所以没有构成丑化。上诉法庭首先承认，TDRA中确立了两种淡化模式：一种是弱化，一种是丑化。
而且依据立法文本看，应采取淡化的可能性标准。由于原告的商标在全美驰名没有疑义，而且被告是在原告商标驰名之后进行假冒行为，因此符合淡化的前提条件。被告的产品尽管有质量极好的，但证据显示有不少退货者，因此在构成消费者混淆之余，存在丑化。不过，法庭尽管一直在探讨丑化，但最后的结论则指构成“淡化”，似乎刻意回避丑化与淡化之间的从属关系。
以上四个案例，从表面上看似乎将丑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例如，在类似于“平行进口”的TEMPUR‐PEDIC棆案中，法官认为商标丑化的理解不应该那么狭窄。PepsiCo案和DVF案中，法官都将产品假冒的行为归结到商标丑化之列。然而，仔细分析这些案例，会发现这种扩张完全不必要，甚至是错误的。至少在这三个案例中，因为同时存在商标混淆，其危害完全应该是混淆所导致的必然后果。在商标混淆之外增加商标丑化的救济，事实上和没有增加救济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在DVF案中，被告的辩护也使得丑化的认定显得荒谬：按照这一思路，似乎被告的产品质量和原告质量不相上下的话就没有丑化，甚至还有“美化”———这显然不是被告侵权的根源。TEMPUR‐PEDIC棆案中消费者认为是原告的售后服务质量有问题，PepsiCo案中认为原告的产品在瓶盖上没有进行技术处理而可能伤人———从而产生对于原告的商誉的损害。这都是典型的混淆行为。因此假如说存在“商标丑化”，那也不过是混淆的必然的、附随的后果。把丑化附加在这样一种行为上，并不会给商标权人带来实际的利益，相反还会混淆商标侵权与商标淡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