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犯罪的网络异化是全面的,异化不仅体现在单独犯罪层面,知识产权共同犯罪同样在网络空间产生了异化,无论是客观的共同的犯罪行为还是主观的共同犯罪故意,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共同犯罪的新特征,给传统的共同犯罪刑法理论带来冲击的同时,更是给司法实践认定带来了困难。
1.共同犯罪行为的网络异化
共同犯罪行为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客观基础,传统共同犯罪行为体系中,实行行为处于核心地位,实行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实行行为的实施者大部分情况下都属于主犯,而常见的帮助行为则处于从属地位,依托于实行行为,帮助行为的实施者多数情况下被认定为从犯。然而,在网络知识产权共同犯罪中,传统的共同犯罪行为认定规则被打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网络犯罪的技术性,技术性的支持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提供技术帮助的帮助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实行行为人。早期的网络犯罪,犯罪人普遍掌握高超的网络技术,目前的网络犯罪虽然已然“平民化但并不是由于网络犯罪的技术性要求降低了,而是由于网络空间中获得技术帮助更加便捷了,技术性支持行为依旧在网络共同犯罪中处于关键地位。例如,目前的计算机软件在理论上都可以被无限复制和传播,但是由于计算机软件上附着的技术措施阻止了非法的复制,犯罪人想复制发行含有盜版软件的光盘,首先要获得技术帮助,能够破解技术措施,一旦技术措施被破坏,随后的复制软件的行为就极为简单了。能否破解技术措施这一行为成了复制、发行盜版软件的关键,提供破解技术措施帮助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被视为主犯。二是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信息交流的便捷性,改变了帮助行为的行为模式,网络空间中帮助行为所呈现出的“一对多”的帮助模式,急剧放大帮助行为危害性的同时,还带来了行为定性的困难。传统社会中,受限于时间和空间,帮助行为人在定时间内往往只能为特定的一个犯罪实行行为提供帮助,然而网络空间打破了空间和地域的限制,使在同一时间对多人提供帮助行为成为可能,例如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一个网络平台,可以同时帮助多个行为人实施销售盜版软件,网络服务提供商轻易实现了同时帮助多个独立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但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行为的定性则存在着困难。提供网络平台的行为实质上属于侵害著作权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其定性依托于实行行为,当实行行为不成立犯罪时,帮助行为自然也不成立犯罪。因此,在提供“一对多”帮助的情形下,很可能会出现帮助多人,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由于被帮助的每一个实行行为实施者都未达到犯罪定量标准,而难以作为犯罪处置的情形,放纵了此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帮助行为。
2.共同犯罪故意的网络异化
网络知识产权共同犯罪的异化还表现为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上。传统共同犯罪理论要求,共同犯罪人在主观上有意思联络,并且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然而,网络知识产权共同犯罪的行为人之间,主观上往往不具有意思联络,网络的虚拟环境下,网络参与主体的身份都是虚拟的,以上文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帮助行为为例,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利用其服务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人之间,往往不具有任何联系,网络服务商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在缺乏主观意思联络的情况下,认定共同犯罪显然同传统刑法理论存在冲突,然而如果不认定共同犯罪成立,缺乏了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如何去界定网络服务商的行为性质?这无疑又是一个司法难题,刑事立法和司法未能有效对其进行回应,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在网络空间中为他人侵害知识产权提供帮助的行为,尽管已经具有明显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实质上是网络空间中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却无法受到刑法的制裁,客观上放纵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削弱了网络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