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黑人生活问题”游行示威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用商标保护社会运动的名称或徽标，并尝试从中牟利。另一个问题是，应该吗？
2020年5月25日，德里克·乔文（Derek Chauvin）跪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脖子上时，弗洛伊德被抓获，并在令人震惊的事件录像中说“我无法呼吸”。弗洛伊德先生去世后不久，示威活动首先在美国传播，然后在世界各地传播。“我无法呼吸”迅速成为示威者的口号（以及“黑生命问题”）。
仅仅几天之后，美国就以“我不能呼吸”为商标提交了8项商标申请。快速浏览Amazon.com还显示了几种“我无法呼吸”的产品，主要是服装和其他服装。大多数商标申请也属于商标类25，即用于服装。
尝试保护这类事件或动作的名称和符号并不新鲜。例如，已经有名称为“ Je Suis Charlie”，“占领华尔街”，“黑生活问题”，“建造那堵墙”和“ #MeToo”之类的商标申请。
这些类型的名称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很少被注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被认为是无区别的名称，无法识别产品的商业来源。诸如“黑色生活”的口号仅传达信息，社会，政治，动机，宗教或其他类似的信息。大多数商标局都将这类名称视为“非区别性”。
这些商标的另一个挑战是它们可能被视为违反“公共政策”。巴黎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大屠杀之后，法国的“ Je Suis Charlie”有数十个商标申请。作为回应，法国和欧盟商标局均发表声明说，它们不接受“ Je Suis Charlie”商标申请，因为它们违反了公共政策。
利用严重的社会运动和问题是可疑的，而且如果纯粹为了私人利益而这样做的话甚至更是如此。试图从一个垂死的人的遗言中获利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商标的法律保护是使所有者能够防止他人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商标。试图利用查理周刊大屠杀或乔治·弗洛伊德谋杀案虽然显然是不适当的，但这是一回事，但试图主张这样做的专有权利则是朝错误方向迈出的又一步（或一个跨越）。因此，世界各地的商标局都不愿接受此类商标。
轻松一点，即使是不太严重的事件也经常促使寻求财富的人申请商标，而且似乎商标局不太愿意基于公共政策拒绝那些不太严重的案件。例如，“ Covfefe”有许多商标注册。体育赛事也是如此。例如，当芬兰在2011年世界冰球锦标赛决赛中赢得瑞典冠军时，几天之后，最终得分为“ 6-1”的商标申请有好几次。
这些社会现象商标的一个挑战是，通常在商标注册时，该现象已经过去，并且从营销的角度来看，名称已不再是有趣的和现代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获得商标也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综上所述，试图利用商标法来利用社会运动具有三个主要挑战。首先，此类商标经常被拒绝，因为它们既非独特性又违反公共政策。其次，社会运动是关于包容的，而商标是关于排斥的，因此两者之间的基本哲学存在根本矛盾。最后，这通常是不好的生意。到商标注册时，其利用的高峰时间通常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