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功创办德大、厚生纱厂之后，穆先生又前往中原、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进行考察。他发现中原郑州地区的原料、煤炭和劳动力价格等远比上海低，便思考能否在中原地区再创建一家新纱厂。穆先生考虑到郑州地区的交通较为方便，是京汉、陇海两大铁路交会点，西北各地棉花成品交易也在此汇聚，今后产品生产原料和成品运输应该没有问题。出于这样的考虑，穆先生在与厚生纱厂董事会协商后决定：以厚生纱厂为总厂，增加投资，到郑州去开设分厂。

1918年冬，穆先生在郑州火车站附近购置200多亩土地，动工兴建厂房。1920年夏，他创办的第三个纱厂——豫丰纱厂开工投产。穆先生任该厂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同年6月13日，穆先生隆重主持豫丰纱厂开工典礼并致开幕词。河南地方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工商界知名人士及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代表共800余人出席仪式。工厂投产之初，纱锭的数目即达到30 000枚，后来又增加到56 000枚，并备有织布机234台，其规模和设备在国内纱厂中首屈一指。

1．一个“红飞艇”商标繁荣一方经济

豫丰纱厂在开工之时，该厂的产品商标也是由穆先生取名的，为“红飞艇”牌。此商标名称、图样与厚生纱厂的“飞机”牌商标名称、图样较为相似，其含义也有让人“蓬勃向上，勇往直前”等之意。早年穆先生创办豫丰纱厂，各方面均起步较高，且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较强的活力。这可从豫丰纱厂的办厂特点和社会公益活动来看：该厂规模较大，生产设备精良，包括纱厂生产车间，均仿造美国最新试样建造。工厂在投入“红飞艇”牌棉纱生产后，由于产品销售活跃，生产发展蒸蒸日上。穆先生还利用“红飞艇”牌棉纱所产生的销售盈余资金，在工厂附近修建了马路，安装了路灯，开设百货商店、小吃店，铺设自来水等市政基础设施。有了街道，市面开始兴旺，这样也改变了当地穷乡僻壤的市政面貌。而这一切说明，确实是由于“红飞艇”牌棉纱商标的影响力，推动了本地区社会风貌的改变，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解决了当地5 000多人的就业问题。

2．“红飞艇”牌商标举步维艰的发展

豫丰纱厂的生产和“红飞艇”牌棉纱商标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21年初，即豫丰纱厂开工后半年内，令穆先生没有想到的不利之事接踵而来。先是直皖战争爆发，西路军总指挥吴佩孚派兵进驻郑州，这便使得工厂原料运输和“红飞艇”棉纱成品销售受交通影响而一度出现困难。还有因军阀混战，兵荒马乱，随之而来的便是纺织品市场的一片萧条。而当时工厂又不断遭受军阀部队的骚扰，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其次是不久之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与张作霖的部队在郑州大打出手，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完全被两军占据。到1930年，蒋、冯、阎大战又再度爆发，造成豫丰纱厂处于半停顿状态。工厂日常周转资金，无法运转，甚至连工人的工资也无法落实。穆先生无可奈何，对工厂“红飞艇”棉纱的生产也只能是开开停停。不仅如此，当时工厂还经常受到各路军阀的敲诈勒索。他们向工厂强行收取军队补贴费、慰劳费等各种费用，致使穆先生与豫丰纱厂损失惨重。很多年之后，每当谈起豫丰纱厂创办后的不幸遭遇时，穆先生便深有感慨：“斯厂可收陕西所产之棉，制纱销售本地。苟无战事，可以开工制作，较之沪上之厂，易于获利。不幸郑州为军事要地，损失甚巨，此亦枪尖之横祸也。”穆先生将其在郑州投资开厂不久所遇到的一系列不幸，曾比喻为闯了一场大祸。

3．“红飞艇”商标一举成为中原地区纺织工业的奠基石

1931年下半年，郑州地区的战争稍停，穆先生便马上组织生产。豫丰纱厂经过穆先生的整顿和设备更新，确实略有好转。但在1932年1月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内地购买力大受影响，豫丰纱厂也只能是惨淡经营。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由于工厂位于抗日战场的中心地带，已无法生产。当时，穆先生曾指示工厂领导，将重要的纺纱机器全部拆运至西南重庆，不能给El军留下任何可利用的机械设备。1940年，穆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工厂董事会董事长一职。

解放后，豫丰纱厂一举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纺织工业所在地。1951年郑州市政府利用豫丰纱厂的基础，建成郑州市国棉二厂，并依然将“红飞艇”牌作为该厂传统名牌商标使用，同时将原在豫丰纱厂工作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也请进工厂，帮助纱厂发展生产。之后，陆续成立的郑州市国棉一、三、四、五、六及西北其他地区的棉纺织厂，都先后派员到郑州国棉二厂学习该厂早期由穆先生倡导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纺纱技术知识和棉纱商标管理经验等，最终使郑州地区成为中国六大纺织工业基地之一。

早期，由穆先生初创的豫丰纱厂和所使用“红飞艇”商标，由于战争不断，多次被迫停产，直至迁移重庆。而作为我国民族工业向内地大规模投资发展的先驱——穆先生，与“红飞艇”牌棉纱商标的光荣历史，是不该被现在的人们所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