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认为在占有事实的成立基础上还需要以社会契约为基础、以社会公意为依据而产生财产权。按照自然法的原则，人们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结合，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以便保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包括自由、生命与财产。他具体描述了人类形成社会契约进入国家状态后的财产制度:“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卢梭所设定社会契约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奉献出来,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条件便是同等的,而条件对于所有的人既都是同等的，便没有人想要使它成为别人的负担了；转让既是毫无保留的，所以联合体也就会尽其可能地完美，而每个结合者也就不再有什么要求了；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①既然公意具有决定社会状态下一切事物合法性的力量，当然也就决定「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由此，社会契约使不稳定的事实占有状态变成稳定的财产权。

对于知识产权而言，财产权社会契约理论提供了一个合法性解释。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在于其客体的非物质性，而非物质性决定了知识产品一旦脱离了生产者的保密控制范围，则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学习而占有它,这对知识产品生产者来说充满了危险性。如果没有一种机制保护知识产品创造者能够控制其知识产品的复制和传播，则其劳动将化作乌有。国家和法律利用知识产权通过确认知识产品创造者的劳动，赋予其一定时期内对于知识产品的独占复制、传播等权利，从而保障知识产品创作者对自己创作成果的享受。

卢梭的财产权“社会契约”理论也可以解释知识产权各种国际条约的订立,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抵制，因为社会契约的假设前提，即“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全部奉献自己给全体”是不存在的，因为“全部奉献”的只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