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或信誉只有在不完备信息条件下才有存在的价值。例如，在产品市场上,只有当消费者相信企业的产品属于高质量产品时，企业才会有良好的信誉而消费者的这种信念又是建立在企业以往的产品质陆之上的。倘若在购买之前产品的特性就是完全可知的，以往的产品质量信息也就不再是消费者判定现有（或未来）产品质量的基础，他们只需要观察现有产品的质量特性就足够了。在这种前提下，信誉的形成过程相当于一种信号行为：企业以前所生产产品的质量充当着现在或未来产品质量的信号。

市场上的任何交易都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在商品零售市场上，买卖双方似乎无须契约,其实不然，只是我们从形式上看不到而已。买卖双方所签订的契约具体表现为交易的凭证。依照交易凭证，买方可以获得卖方所承诺的一系列权利，如足够的数量、相应的质量、售后服务和产品使用安全保障等。一旦违背r有关的承诺（或契约条款）买方可以诉诸法院。获得这种便利是人们签订明确契约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然而，信息的不完备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明确契约有着固有的局限性：

一是并非交易双方所达成的所有协议都能写入契约。例如，任何明确契约的适用期限都不可能是无限长的。超越一定期限的协议不可能写入明确契约中,并得以实施。

二是签订和实施明确契约需要很高的成本。在有许多偶然密件的不确定世界中契约双方事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识别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并针对这些假想的状态制定及优反应策略。为了从契约中获益，双方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试图获得比对方更多的信息。此外，还需要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契约条款。这些仅仅是契约签订所花费的成本，在契约的实施阶段.双方仍需花费很高的成本。

三是在许多情况下，双方希望通过契约实现的结果至少部分是难以为第三方（法院）所观察到的。因此,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到完备的、考虑到各种偶发事件的、能为法院所实施的明确契约。

四是人们无法在明确契约中准确地描述相关的自然状态。明确契约总是要对各种自然状态下的结果（尽管不可能是完备的）做出规定。一旦某种自然状态实现,契约各方将会分析有关这种自然状态的“证据”，识别契约中所规定的对应条款及结果。

明确契约的不完备必然导致签约人把剩余的条款留给含契约。而隐含契约主要依靠签约人的信誉实施。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隐含契约是信誉存在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两者的存在是互为条件的。

从社会的角度看守信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相反，如果失信较为严重交易者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有关的信用信息,同时采取各种手段来防范失信行为。为了研究信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保罗和斯蒂芬奈克提供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不同的社会信任和不同的信任水平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在模型中，他们假定那些想要投资的顾客只有通过代理人才能进入资本市场,代理人比委托人拥有更多关于投资回报率的信息这样,代理人就存在道德风险问题。顾客通过选择花多少时间核实代理人的忠诚来决定对他们的信任程度。调查的成本就是其先前用于调查的时间所应得的工资，因为他们用于调行的时间本来能去生产（获得收入）。因为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就是委托人可以用更少的时间调查其代理人），所以高信任的社会比低信任的社会有更高的产出。充分信任可能是成功发展的关键。研究表明，在一个社会中,假如信任度太低，储蓄将不足以支持正的产出增长。当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欺骗者的惩罚力度很小时「贫困陷阱”更有可能存在。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根本上依赖于信用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计划经济主要靠行政命令,而市场经济首先要靠信用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只能是辅助性的。虽然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一个社会或国民经济的运行,如果事事都辕法律则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能够勉强运转,交易成本也必然过高。反过来就是说,必要并且有效的法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行和改革。简单说,信用与法制既有相互替代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