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春秋末年，铁器的发明与运用，促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分离，商品交换逐渐活跃起来。当时，山东的临淄，河北的邯郸，中原的大梁（今开封）、洛阳等地，成为繁华的商品集散地。生产者为了表明自己的产品与他人产品的区别，开始在产品上印制作坊的名称和工匠的姓氏。在考古出土的铜镜上，即发现有邹氏、马氏、袁氏、宋氏等标记。在修复长城时，也从秦砖上发现有产地、工匠姓名等印记。。《礼记?月令》中“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记载，说明这些印记是官府监督商品质量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标记也具有识别商品来源和信誉担保的作用。至汉代，这些标记的商标性质便日益显现出来。出土的汉代铜镜上，就已经有了宣传自己商品的广告铭文，如“侯氏作镜大元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阳（祥），七子九孙居中央，夫妻保日安。”该铭文中“侯氏”是制作者的姓氏，其他广告语则宣传自己制作的铜镜的质量优良，同时，祝愿使用者平安吉祥。曹操《短歌行》中的著名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汉书?王遵传》中“箭张禁、酒赵放”的记载，都说明当时用姓氏、姓名表彰自己商品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侯氏、杜康、张禁、赵放都是表示商品来源或者说明制作者的，与今天的商标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以上记载说明，我国起码从汉代起，以姓氏来标识自己的商品已经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唐宋时期，我国的手工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为了保证商品质量，官府往往要求在产品上标明制造者的名字，如工匠名字、作坊名称或者店铺名称（物勒工名），才可以上市销售。唐《永徽律?杂律》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疏议》解释：“凡造器用之物，谓供公、私用，及绢布绫绮之属，行、滥（谓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狭（绢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之属）而卖，各杖六十。故《礼》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其行滥之物没官，短狭之物还主。”由《疏议》的解释可以看出，至唐朝，官府仍然主要将这些标记作为监督管理商品质量的工具。

至宋代，商品生产和交易更加活跃、繁荣，商标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清明上河图》里描写的京城繁华景象和琳琅满目的店铺名称，说明人们已经非常重视“招牌”在交易中的作用。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白兔”商标模板，可谓图文并茂：图样中间是一只捣药的白兔，白兔上边是阴文“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左右两边刻有阳文“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商标下边是一段宣传广告：“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与贩，别有加饶。请记白。”该商标使用在小商品“功夫细针”上，且构思巧妙，意蕴深刻，设计精美，这说明在我国宋代，随着贸易的发达，商标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商标的设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