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我国的炼铁、铸造、造纸、食品、印刷和纺织等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与此相适应，名牌产品也大量涌现。流传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苏”“湘”“蜀”“粤”四大名绣，“内联升”布鞋、“同仁堂”中成药、“张小泉”剪刀以及享誉中外的法琅工艺品“景泰蓝”，都是那个时期创出的牌子。其中，创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的“景泰蓝”，后来演变成为北京法琅工艺品的通用名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景泰蓝”在当时的知名度。此外，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上海的“顾绣庄”绣品；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江苏松江府西郊尤墩地区的“尤墩”暑袜；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江苏松江的“飞花布”（亦称“丁娘子”布）；清咸丰年间江苏金山枫泾镇丁义兴小酒店创制的“枫泾丁蹄”，还走出国门，于宣统二年（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银质奖章，后又获得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其中，尤墩暑袜用尤墩地区出产的土布制作，品质精良，深受百姓欢迎。制作者为防假冒，在暑袜上标注“尤墩”地名，以示区别。这相当于现今的地理标志产品，“尤墩”就是原产地名称或者地理标志。

将商标作为民事权利加以保护，在我国是从民间开始的。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商标的使用日益普遍，商人逐渐认识到商标的重要意义，产生了保护商标的需求。

道光五年（1825年），上海绮藻堂布业公会所制定了《牌谱》和《牌律》。《牌谱》相当于现在的商标注册规则。《牌谱》规定，“各牌第一、第二个字，或第二、第三个字，不准有连接两字相同，不准连接两字内有音同字异，或音、形相同之弊，如‘天泰‘与‘天秦‘，‘大成’与‘大盛’等字样。”《牌律》则相当于现在的商标法律。《牌律》分为六章，共24条。第一章人所章程，规定入所牌号登记、注册事项，包括布牌、商号的名称、业主住址、姓名及布牌登记格式；第二章营业牌号；第三章布牌注册；第四章布牌纳费；第五章牌号权利；第六章冒牌罚则。该《牌律》具备了今天商标法的主要内容，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牌律》专章规定了牌号的权利，这反映了当时商人已经有了保护牌号的权利意识。上海绮藻堂布业公所光绪十五年（1889年）抄本和有关史料显示，上海绮藻堂布业公所使用的《牌谱》，以布商牌号起首第一个字计，共有168个，以这168个字起首组成的牌号（商标）共有697个。按起首第一字排在前八位的是天、长、益、大、水、庆、恒、祥A这说明当时上海商人使用商标已经相当普遍。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按照商会章程的要求，也曾经对商业企业办理商标登记。如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初二，上海美兴洋行就曾经在上海商务总会登记用于棉织品的“升官发财”商标，登记编号是第63号。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标大量使用，假冒等侵权行为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当时虽然没有国家层面保护商标的法律，但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发展地方经济，商品交易发达地区，如上海、江浙一带的地方官府通过发布告示的方式，严禁假冒和短尺少寸、掺杂使假等行为。如顺治元年（1644年），松江府发布告示，要求各个布商遵守字号、图记规则，不得假窃混冒。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苏松两府为禁止布商假冒布牌，发布告示并立碑，对布商假冒字号“给示勒石，严禁假冒，永垂德政，以安商业事前来”，有假冒者，“正法施行，决不轻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1898年5月17日），上海县府发布禁止本市布商冒牌、短尺、掺杂做假的布告《钦加盐运衔在任候选道江苏松江府上海县正堂黄》，其中就有关于牌号登记的内容：“上海土产以布为正宗生意，在沪布商各立牌号，报明公所，登簿存查。”布告中还对牌号登记规则做了规定：“不准字音相同或者音同字异等弊。”乾隆元年（1736年），长洲县布商黄文龙假冒同行布匹商标被提起诉讼，经官府审理后，判决“勒石永禁”，“嗣后，各守字号、图记、招牌、店名，不得假窃混冒。如敢故违，许即鸣官详究“。道光年间，扬州谢馥春香粉老铺生产的香粉货真价实，品质精良，生意兴旺。附近的一些香粉小店便偷偷仿冒谢馥春的产品四处兜售。为了防止仿冒，谢馥春香粉老铺便在柜台上放置五只竹筒作为商标，后又在店堂内醒目处张贴告白：“本店城内仅此一家，此外并无分铺，请认清辕门桥谢馥春香粉老铺，五筒为记，庶不致误。”但仿冒者还是不断出现。谢馥春业主于是将13家仿冒的店铺告到大理院，谢馥春获得胜诉，13家被告店铺门口被官府贴上判决书，以示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