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现代服务业以及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兴起，服务外包成为服务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政府也将承接服务外包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也成为国内各个地方政府追捧的产业升级载体。

然而，与十几年前各地争相发展制造业的情形类似，目前地方政府对服务外包产业资源的争夺亦空前激烈。

是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发展软件外包产业？地方政府应该如何结合自身城市特点进行差异化定位？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将对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策略提出怎样的挑战？

6月19日，本报在“2008中国软件自主创新论坛”上邀请有关地方政府招商负责人、风险投资商对此进行了探讨。

地方政府蜂拥服务外包

《21世纪》：现在地方政府对发展服务外包非常积极，甚至在招商方面出现了一拥而上的局面。作为奋斗在招商前线的地方官员，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陈洪涛：现在几乎所有的省、市甚至县、乡都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这是一个多方博弈、共同做多的局面。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某个中部城市在招商时说，来我这投资免五年房租，结果另一个城市跳出来说我给你永远免房租，后来这个企业又跑到我们西安来问有什么优惠政策。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中央发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号召，地方就要想该怎么回答；第二，地方政府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需求，服务外包投资少，投资收益好像成正比；第三个积极参与者是各个房地产开发商；第四，现在也有大批企业，看到这个热潮，不管懂不懂什么是BPO、ITO，就混在里面吃喝，有点像全民炒股。

张甫东：出现同质化竞争一点不奇怪，当服务外包成为经济增长点的时候，这么大的蛋糕摆在面前，大家都要抢是肯定的。关键各地要看自己是否适宜争抢这个蛋糕。

武汉有这么多院校和人才，这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发展软件外包的先决条件。坦率地说，在软件和服务外包方面，我们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我们现在醒了还为时不晚，因为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条件。

现在很多企业摸准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心理，到处考察、比来比去，想把自己利益最大化。现在大部分城市都在起步阶段，大家觉得有必要发展这个产业，所以容易忽略一些问题，比如说自己是否具备发展软件外包的条件。当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比如像大连，可能门槛就提高了，那时候大家就会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造成现阶段同质化竞争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都处在起步阶段。

汤建翔：地方政府的本意其实就是想发展这个产业，但这里面有个国际竞争环境的因素。我们目前做软件服务外包竞争的对手是谁？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而不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我们要到印度人、爱尔兰人手里抢生意。这就要研究他们出台什么政策。比如印度就出台很多政策应对外包。但是我们国家太大、产业发展很不均衡，希望国家在这个产业里面出台特殊的政策有很大的难度，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在不违反国家大政策的范围内，出台一些鼓励企业发展的政策是应该的，因为竞争的对手并不是国内的，就像当初制造业一样。

差异化定位规避恶性竞争

《21世纪》：这里面有没有不理性的成分存在？

汤建翔：有不理性的成分是一定的，但大家都有这种主动的精神去争取，这也是积极的一面。一个产业能不能在一个城市发展往往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多种原因促成的。

回到软件服务外包上，苏州能不能成为未来的新的软件外包城市呢？或者说软件外包行业能不能真正成为国内很多城市的一个支柱行业呢？我们做了一些调研，比如到2010年全球有6000亿美金的市场容量，软件外包也有很多的分支。我们思考的问题应该是各个城市应该做哪一块？是不是大家都一窝蜂去抢同一块？

从苏州自身的角度出发看，苏州是一个制造业的基地，我们认为它应该会产生一些内需，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所以苏州有可能在制造业的软件外包上面有一些机会。内需市场怎样才能被激发出来？需要政府去引导。做软件外包首要的是人，苏州的政策是怎样引导人才到苏州来。

《21世纪》：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竞争会不会演变成为一种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这对国内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张甫东：的确现在几乎每个城市都搞服务外包，有的给厂房，有的给税收优惠政策，如果协调不好就变成恶性竞争，最后就变成无序竞争，导致谁都吃不胖，这是产业发展非常忌讳的地方。国家商务部专门搞了“千百十工程”，无非就是希望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避免大家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

徐绍禹：现在各个地方的招商招数是五花八门，实际上，其他国家也在和中国竞争。墨西哥去年出台了一个政策，如果从美国接到业务，假如业务金额1000万元的话，如果消耗成本500万，政府给补贴一半。据我了解，目前国内一二线城市还没有达到这个优惠力度。

陈洪涛：我举个极端的例子，现在某些城市个人所得税的返还，返得很狠，大家不断地突破底线，这带来两个后果：第一，在国际上有可能引起反补贴法的问题；第二，会让很多企业不务正业，到国家部委套点钱，到地方政府套点钱，这不利于整个产业的长远发展。

《21世纪》：如何避免这种同质化竞争？

徐绍禹：我认为这个市场足够大。5月19日到22日，我去参加了美国外包工会的会议，感觉全球比较大的经济体都在拼命找能够承接他们业务的单位。外包有很多层次，这给国内不同城市带来了不同的机会。

作为地方政府来推动一个产业的发展，我觉得差异化定位是很重要的。

招商模式之变

《21世纪》：软件服务外包的产业特性跟制造业有很大不同，发展这个产业是不是也意味着对传统招商引资的方式提出了挑战？

汤建翔：现在大家都形成共识了，做服务外包离不开人，不管是高端、低端、中端都是靠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把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调整到吸引企业需要的人这个要素上来。

我们吸引人才的政策已经实行两年了。中端人才主要的消费是购房，我们就把购房子的优惠政策给了这些人；刚参加工作的这些人，主要是租房的，我们把优惠政策落实到租房者头上来，相尽一切办法帮助企业留住人，同时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陈洪涛：招商主要体现在政策层面，政府的补贴可以帮助企业在每个环节降低成本。但现在企业通过互联网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很低廉，所以招商的作用在逐渐降低。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让政府招商和企业选择的成本都最低廉，其中公平的第三方中介报告可以起到很重要作用。最好企业只要看报告，就知道哪个城市的成本最低、谁的政策补贴最好。这样政府就能集中精力更好地为园区内的企业服务。

张甫东：服务外包业的大力发展，带来招商模式的转变或者说是招商对策的转变。我想补充的一点是，从我个人在一线战斗的经验来看，服务外包业要求我们要有一个专业的服务。

对政府来说，免厂房租金没问题，个人所得税返还也没问题，只要包里钱比较鼓就没问题。但政府不能就给钱、给政策，自己要练内功，要加强学习，要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从某种意义来讲，到一定的时候，专业化的服务可能比硬的支持和政策更吸引你。

《21世纪》：软件企业在融资方面普遍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核心资产是知识产权，没有固定资产，所以在银行做贷款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押。政府在推动服务外包发展的时候，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各地有什么对策？

陈洪涛：原来企业从银行贷款成本低，比较容易，现在宏观环境变了，企业的融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西安高新区的做法是自己掏一部分财政资金跟VC合作搞创投，投钱给一些资质比较好的企业做天使投资。第二种方式是做债券融资，我们成立一个担保公司，帮企业贷款。

最近还有一种方式是信托，我们和信托公司、银行开发一些短期的个人理财产品。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考虑到软件企业没有什么资产但是软件企业的老板很有钱的情况，我们也联合当铺提供典当服务，我们给他们做一部分抵押，进行短期融资。

基本上我们的原则是在遵循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多种灵活的方法帮企业融资。

李广新：风险投资基金是专门投资的，从环境来讲地方政府环节和各种形式配套都有，但是根本的问题实际还要回到产业本身，比如软件产业。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尽管地方政府都在支持，但是都没有产生很好的软件公司出来，包括软件架构师等人才上面的缺乏、中国软件的成熟度、在国际上的市场地位方面等都存在一定问题。

从投资来讲，钱在中国从来不是问题，只要你有好项目。从这个角度讲，国家的软件产业需要根据国家经济的增长和产业情况一步步发展，融资有时候也是水到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