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上海的服务业正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如何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是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前的重大问题。上海当前急需要做的，除了继续贯彻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增长策略，还需改善服务业的供给结构和供给水平。因此，上海要在服务产品的创意化、服务流程的标准化、服务产业的高科技化和服务过程的高质化上下大力气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服务业在经济整体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看作重要衡量指标；但今天，有必要更多思考服务业“质”的提升。

正视上海服务业有可能加重的“成本病”

从“质”的角度思考服务业发展，需要先认识服务业增长的性质和原因。

最近几十年里，西方各国研究服务业增长规律的一些观点值得关注。比如，各国的产业发展显示，服务业在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都在不断提高，但提高的原因却有三种不同的性质：第一种是“需求拉动型”，即经济增长带来了财富总量的提高，推动人们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增加；第二种是“产业分工型”，即由于市场交易效率不断提升，原先由制造部门或消费者自给自足的服务独立出来了，形成了一些专业化的服务部门，服务业因增量供给带来了“名义产出”的增加；第三种是“成本转化型”，也就是说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及其提升能力远远低于制造业，以至于服务业提供的产品的名义价格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名义价格指数过快增加，结果使得服务业“名义产出”扩张——造成了所谓的服务业“成本病”。

对于上海而言，上述三个因素中究竟是哪个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呢？这很难主观回答。为此，我们可选取三个基本指标来度量，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的幅度、服务业人均劳动报酬增加的幅度、生产性服务业被作为工业中间投入的变动程度。这三个指标分别用来衡量需求、成本和产业分工对上海服务业比重提高的影响。依据1997-2002年上海的实际情况与相关数据分析，可发现上海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需求”因素。相对而言，“产业分工”的影响不大，而且参照国外同类指标水平，这一时期上海服务业被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比例非常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至于服务业“成本病”现象，在这一时期的上海也并不显著。但在接下来的5年中，上海服务业的“成本病”开始加重——根据2002-2007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5年中上海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报酬迅速增至22944元，增幅达97.2%，相对于1997-2002年，绝对增幅增加了71.2%，而第二产业的绝对增幅仅增加了46.3%。可见，上海服务业低效率问题开始加剧。

突破过度关注“在地”服务业的思维惯性

2002年以来，上海经济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信息技术快速普及推动服务外包的大规模发生，上海商务成本的提高导致制造业发展能力和比较优势不断降低，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揣度，较前一个时期而言，“产业分工”对上海服务业比重提升的力量有所加强，而“成本病”症状也在服务业加速发展后不断显现。

当前，上海的服务业正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如何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是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前的重大问题。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服务业发展的目标在于服务社会、促进生产，因此必须重视需求拉动。从这个角度出发，上海当前急需要做的，除了继续贯彻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增长策略，还需改善服务业的供给结构和供给水平，以培育新的增量消费服务。而对于“成本病”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大力促进服务创新。但服务业创新不同于制造业创新，它更多表现在服务产品的创意化、服务流程的标准化、服务产业的高科技化和服务过程的高质化。上海当前急需做的是大力增加“跨地”服务业的比重，突破过度关注“在地”服务业的思维惯性。因此，上海要在上述的“四化”上下大力气。

发达国家工业制造业衰落了？只是错觉

我们还需要重点探讨“产业分工型”的服务业发展路径。最近几年里，上海出台了许多促进服务外包的措施，这对于提升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功不可没。但经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企业开始意识到，服务外包虽然对自身生产效率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为扩大了生产能力和增加了协调成本，也导致企业的市场风险加剧。比如，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使许多专业化服务企业遭到严重冲击，尤其是中小型外贸服务企业。而那些拥有一定自我服务能力的工业企业虽然也遭受了不利影响，但它们通过减少对外订单、转向内部供给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自身运转的有序性。从运行机理上看，当需求水平收缩时，服务外包会在市场层面引发和放大“多米诺”风险效应，那些专攻生产制造或特定服务的企业必定会降低生产与服务能力，甚至停工停产，这使得企业需要分摊的固定成本大幅增加。此时，外包程度高的企业要比外包程度低的企业所受的冲击更为强烈。

从国外实际情况看，发达国家的工业制造业在GDP中的比例很低，似乎工业制造业在本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已“无关紧要”。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不再局限于地理范围，而借助生产力（知识产权）和注意力（品牌）的双重力量牢牢控制了全球的工业制造业，这是发达国家能够大规模开展服务外包的物质基础。有鉴于此，可以认为，以外力“迫使”工业企业开展服务外包以推动服务业发展，并非是一个无条件的发展模式，它需要以该地区拥有强有力的工业制造业控制能力为前提。显然，上海必须重视并遵循这一内在规律要求，在认真研究本市工业制造业对外控制能力的基础上，确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合理边界；在确保风险与效率有效协调的前提下，科学看待自我服务与服务外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