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身边充满了数字以及围绕数字而形成的经济和商业形态。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十五大互联网公司均为平台形式的数据公司；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60家的主要收入来自平台商业模式。而2016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前15位中，也有11家属于平台经济类型。平台经济具有千万量级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更有数十亿级的消费者用户，并对用户形成强大的黏性。平台经济是大势所趋，但如此庞大的规模，仅靠单一力量很难实现有效治理。如果说，鼓励创新、包容审慎是数字经济时代的行政监管原则，那么，协同共治就应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治理机制。 　　从政府治理层面来说，协同共治也是适应变革的需要。当前经济生态日益丰富多元，催生了数据智能、网络协同等不同以往的治理模式。这些新治理方式，与行政机关传统的许可、审批、处罚的监管方式，存在着衔接和协同的磨合。在此背景下，就需要政府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在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平台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平台因其海量的商家和用户以及没有国界、边界的特点，从而具有比传统跨国公司更大的公共性与责任。它们承担着市场主体准入、竞争秩序维护、产品质量担保、合法合规审查、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消费者维权等方面的职责。以阿里电商为例，平台上的商家约有1500万家，活跃消费者超过5.35亿人，而且有百万境外商家和数以亿计的境外消费者，服务范围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由谁来保障？平台上的秩序由谁来负责？掌握着这些规则和全部数据的平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政府与平台利用各自优势协同共治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政府监管是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和处罚，具有很强的合法性与公信力；而平台治理则能利用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当前，国家赋予了平台越来越多的依法行使治理权限的职责，平台应从主动治理、数据共享、技术手段等方面，实现与政府监管的协同治理。比如，巨型平台往往拥有强大的数字技术能力，而政府尽管掌握关键的数据信息，但数据处理和运用能力却相对薄弱。在此情况下，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在政府网上采购、互联网金融监管、网络防攻击能力等方面，，对政府部门提供技术赋能。 　　互联网像电力一样无处不在，可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而数字经济的甘霖，更是泰山遍雨、河润千里。顺应这样的趋势，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共治，不仅有助于数字经济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也会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