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无人机在植保领域已经如火如荼，但依旧有很多不看好的声音存在。而比来的一场“低价竞标”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飞防植保行业是否能健康良性发展的讨论，声音比较多的自然是价格战的问题，事实上，“低价竞争”事件从未远离过。去年猎鹰无人机公司还准备研发植保机，可在本年 3 月份发现飞防办事的价格居然跌到 10 元/亩以下，CEO李刚立刻叫停开发，说这个价格已经没有利润了。

　　关于市面上对无人机植保的不看好，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群不懂农业的人冒然进入这个行业，很多是从航模、消费级无人机转型过来的，想做一回“风口上的猪”。但植保无人机其实只是个农具，不是会飞、能飞就可以的，还需要很农业知识。中国农业大学植保机械与施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何雄奎认为，植保市场不是资金雄厚就可以取胜的，需要企业发挥自身的优势，将无人机与植保农艺相结合、扬长避短。

　　2.四大技术瓶颈没有突破。国内植保无人机面临着四大技术瓶颈：一是飞行平台自己，关键技术没有解决;二是飞控系统的问题，导致重喷漏喷现象较为遍及。还会对其他作物造成次生灾害;三是农药雾化系统，目前市面上很多植保无人机都达不到每平方厘米只有几个到 20 来个雾滴的水平;四是专业的农药剂型。适合于无人机低空低量喷雾的防蒸发与飘失的专用剂型的研发生产技术非常重要。而我国的专用剂型和植保无人机都刚刚起步。

　　3.专业部件的研发能力还不够。很多企业追求全产业链布局，既做飞控产品又做飞防办事，既生产警用无人机，也生产植保无人机，最后往往会贪多嚼不烂，反而不能集中精力做好本应该占优势的环节，还会弱化自身的竞争力。

　　尽管如此，这个千亿级的市场还是呈发作式增长。据农业部统计数据，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是 4890 架;这半年的时间比 2015 年全年保有量翻了一倍还多。有专家预计， 2017 年全国农用无人机需求量在2. 5 万架。此外，我国部分省市已将植保无人机纳入补助范畴，国家层面的补助也呼之欲出。

　　如果无人机能带来高额回报，农户很乐意接受

　　王大夫是东北人，骨科医生，师傅退休后继承其衣钵，在北京某门诊坐诊。“我在湖北的岳父家包了 6000 亩农田，平时由岳父一家在打理。去年有无人机企业说要去做喷洒农药的试验，不要钱，我们想着反正节省劳动力了，就试吧。”

　　王大夫的岳父，原是湖北宗饶做有机肥的。但有机肥的效果缓慢，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表现，农民又紧盯着当下的收成，所以推广起来很是困难。随着近几年农村劳动力的大幅减少，土地流转的加快，农民大部分土地集中到政府手里，由政府规划办理。“为了推广有机肥，我们先是从政府手里承包了 2000 亩地，主要种植水稻。”

　　由于有机肥在产量和效益上大获成功，第二年王大夫又追加到了 4000 亩的承包量，到 2016 年，总承包面积达 6000 亩。“本年面积就不再追加了，但会增加生产线，做粮食的存储和后期的深加工。”

　　经过去年的试验，无人机喷洒农业的效果还可以，一家人商量本年继续使用无人机，“不过他们可能就要收费了，但还没谈收多少。”问他每亩多少钱在可接受范围，他说这个是政府出面去谈，也是由政府去洽谈无人机相关办事商，“这些事情我们最后和政府沟通好就可以了。”王大夫说。

　　这样的事情在王大夫老家东北也是常见。很多种粮大户对无人机的认识多来自网络，微信群里尤其活跃，经常有人在群里推销无人机作业办事。

　　要让农户真正接受无人机，这个转变并不需要太长时间，如果一种新的行为能带来高额回报，人们是非常乐意去尝试的。农户也并不是唯价格论，终究关乎一年的收成，谁也不会贪图小自制，这笔账农户算得比厂家更清楚。

　　有订单、能及时结算是飞防队的刚需

　　其实在实际作业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纠纷事件。最常见的是打药没有效果、次生药害频发。

　　魏新安是山东济宁人，在本地组建了一支“飞行蜘蛛”飞防办事队，他们就遇到纠纷，扯不清是谁的责任。

　　那是一次关系比较复杂的飞防任务，有农业办事公司、农药公司、无人机公司，魏新安的办事队就是无人机公司的代表。如果顺利完成任务，皆大欢喜，一好百好。但第一天就碰到了蜜蜂死亡事件，作业的时候，飞防队对一块约 60 亩的油菜花田进行作业，但附近的蜂农体现本身养殖的蜜蜂正在采蜜，受飞防队作业的影响，大批蜜蜂死亡。要求三家对此进行补偿，双方就此事争执不下。

　　这样的事情在植保圈一抓一大把，有点甚至还闹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飞防办事队也是有苦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