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制造相比，中国商标走向世界更具难度。前者可以说是在抓住了世界产业分工重新配置的机会，借助外面的资金，结合了中国自身的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的优势，而后者更需要中国人借助世界市场全面开放的机遇，从战略上肯定商标的重要性，把“中国商标”放在比“中国制造”更高的位置上进行思考。商标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我国产品制造时代的另一种制造。中国商标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中国树立商标强国的地位。
在全球经济进入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商标竞争时代之后，纯粹以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不足以显示一个国家的实力，无法在世界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在２００５年访欧途中，薄熙来部长不无形象地指出，中国卖出８亿件衬衫才能进口１架空客Ａ３８０。这句话指出了中国制造的尴尬，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由于缺乏商标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被动。欧洲学者彼得?范哈姆（ＰｅｔｅｒｖａｎＨａｍ）在《外交事务》中把新加坡称为一个“商标国家”，认为形象和声誉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战略性资产的重要部分。“（新加坡跟其他国家一样）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它已经成为‘商标国家’。在面对日益环球化的消费者时，这些国家所引发的感性共鸣，已使他们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显得较不重要。”“形象和声誉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战略性资产的重要部分。”至于“非商标国家”，哈姆的结论是：“（他们）很难在经济和政治上引起注意。”而中国商标的积贫积弱正是中国需要明确的商标战略的原因。要参与世界竞争，中国就不能仅仅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大量的投入，而应该转变立场，以名牌拥有者身份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２．中国资源的有限性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走商标强国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很快，我国经济总量排名迅速升至前几位，但是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我们年消耗了５０亿吨资源；煤炭消耗总量占世界的１／３，水泥占世界消耗总量的４０％以上，石油需求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且，这些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内是这样。进入２１世纪，我国经济持续以８％～９％的速度快速增长，但是，支撑这个增长的背后仍是我们继续付出昂贵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代价。以２００３年为例，耕地面积全年净减少２５３．７万公顷；全年能源消费总量１６．７８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１０．１％；水资源供求关系持续紧张，其中生活用水增长５．０％，工业用水增长１．１％。与此同时，环境状况长期处于恶化状态，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态破坏问题突出。有人在计算中国环境成本的时候提到，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的全部环境成本（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生态破坏和污染）如果按年均ＧＤＰ增长速度为９．８％计算，其中有４～６个百分点是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换取的。中国经济再按照８％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去增长而达到实现翻两番的目标的话，我们的资源消耗可能也会翻两番，届时如何持续发展就成了最大的问题。不仅如此，如此大的能耗带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果我们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的话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有关数据显示，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间，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接近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４％，“相当于每个北京人投入了５０００元以上用于环境治理和保护”。商标所拥有的高溢价能力，就可以降低能耗，减少对环境的破坏。３．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中国需要发展自主商标。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对２０多个国家１８８０～１９２９年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比重的数据进行归纳之后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存在资本品工业产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工业化进程都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主要地位；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基本达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的５０％左右；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继续快速增长，达到与消费品工业相平衡的状态；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占主导地位。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期，在英、美、法、德等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资本品工业产值与消费品工业产值的比值已经大致齐平，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已经不再是它们发展的重中之重，消费品生产成为它们的特色。按照霍夫曼定律，我国在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形势下，轻重工业比例应该趋于平衡。但实际情况是我国的发展偏重重工业，轻工业和消费资料生产较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的消息，但这样的涨价并没有带动我们的下游产品价格的提高。一幅名画从创作产生至今可能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劳动力都没有改变，但今天的价格往往千倍或千万倍于当时，为什么呢？市场需求决定了价格。下一步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那些具有很高信誉度和品位的产品。市场并不需要低价位的没有商标含量的产品，我们要参与世界竞争，就必须以高品质、高信誉度的商标产品来获取更大的利润。在传统的制造之外，我们呼唤中国的商标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