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商标和商标法
自清朝后期到清末年代,这段长达100多年历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在外国人大举入侵,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之后,商标的概念较之过去有了明显的改变。期间,商标、标记牌号不断地在商业活动中出现,当局也曾提出和建立过一些制度,但这些制度仅代表一些民间性质,且非常简单。比如,清道光年间,上海的些行会为了维护行业的利益,防止行会会员之间的自相冲突,以便共同抵制外来的干扰,订立了“牌谱”,规定了牌名的保护,使用条款和商号的建立原则,该“牌谱”虽然也在行会中起过一些作用,但其作用的程度和范围都相当有限,更无法和国家立法的作用相比较;虽然有一些是以清政府名义颁布的,但由于当局的无能和腐败,竟然聘请外国人起草中国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又在“中英续订条约”、“中美商约”、“中日商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公然写入了保护外国人商标的条款,允许设立商标所。因此,这些法律既无国家主权可言,更是充满了殖民主义的色彩,根本无法实行,就连其他外国殖民主义者也认为过分地照顾了起草人国家的利益而表示反对,真是十分荒谬。
2.民国初期的商标及商标法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商标法》是1923年由民国政府颁布执行机构是当时农商部商标局。该《商标法》共有法律条文44条,实施细则37条,经申请被获准的商标注册有效期为20年。据有关史料记载,由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申请注册用于面粉的“兵船”牌商标为中国第一号注册商标。随后,一批代表中国民族工业的商标脱颖而出,如海普牌针剂药品、双钱牌轮胎、回力牌胶鞋、龙虎牌仁丹等等。由于洋货带着洋品牌的大举入侵,代表着成功的民族工业的企业家们越来越认识到品牌在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从而拉开了国产品牌和洋品牌斗争的帷幕。在后来短短的10多年内,国货品牌如雨后春笋地出现,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的雷允上药品、冠生园食品等国货品牌,都是在和洋品牌的斗争中站稳了脚跟。国货品牌的创立基于民族工业发展的内在因素和洋品牌入侵的外部环境所迫。民族工业的兴起,给民族工业家们提供了机遇,借鉴历史的经验,品牌的作用已在商业中确立了自已的地位有些先行者从中得到了益处,后人纷至沓来,民族品牌从此不断发展。
我国解放前的品牌发展,受到了民族工业的兴起的直接影响,与洋品牌的斗争有着多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借鉴国外近几年创立品牌的成功经验,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自已的品牌。例如,用于针药剂的“海普”牌商标的创始人,就是借鉴德国家西式小医院的经验而开始筹建创办的;“冠生园”糖果食品商标的所有人,也是受到广告的启发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国产品牌不但起到了抗衡洋品牌的作用,而且有些直接挤掉了洋品牌,使洋品牌处境十分困难。例如,我国的“双钱”牌轮胎当初就把英国的“老人头”牌轮胎挤得走投无路,几乎退出中国市场;第二种形式是举行联合大汇展、扩大宣传、大造声势。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各种展览会连续不断。例如,“中华国货展览会”、“国货年”、“妇女国货年”、“学生国货年”等团体活动一次接着一次。还有“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成立,有300多家工厂成为会员单位,组成联合抗击洋货组织;第三种形式是民国政府出台《特种工业奖励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等法规,支持和奖励发展民族工业,发动大规模抵制洋货洋品牌活动,除1905年的抵制美货,1918年、1928年和191年的抵制日货,1925年的抵制英货等群众性的团体活动之外,其它品牌官司连续不断。例如,国货双钱牌与英国老人牌的官司,龙虎牌与日本仁丹的官司都打得不可开交,正当国货品牌搞得有声有色,蒸蒸日上的时候,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许多很有发展前途的国产品牌都葬身于日寇的强暴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