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由于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凸显,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我国亦相继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和《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等十余个国际条约,可以说知识产权是我国加入国际法最多的领域之一。然而,我国加入的上述国际条约中,没有一个是由我国主要牵头制定和推广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法规则已经成为国际法的重要领域,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其重要性会更加凸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管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在国际活动中往往受制于发达国家制定好的各种国际法律规则,由于未能参与国际法律规则的制定而处处被动。
虽然传统知识产权国际法规则的确定中国未能积极参与,但是由于人类社会刚刚步人信息时代,国际网络法律规则尚未建立,网络知识产权的相关国际规则处于起步阶段,这无疑是中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中国特色法律规则输出的时代契机。特别是在网络知识产权犯罪领域,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对传统法律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而相应的国内刑事法律立法更新和司法调整则无法避免,刑事法律体系随着客观犯罪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更新,是刑事法律保证刑罚效果的必然要求。同时,在我国实现刑事立法的国内法完善的同时,也应当思考国内法规则向国际法规则转化的问题。一方面,制定国际法规则是制裁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客观需要,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网络更是具有无国界性,可以说,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跨国化的趋势,信息化的技术特色同跨国犯罪的复杂性相结合,进一步增加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隐蔽性,犯罪的成本降低而犯罪收益巨大,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跨国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浪潮,尽快制定普遍的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国际规则至关重要,因此,要有效地制裁和预防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就必须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世界范围,以国际性视角把握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全球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全新的网络法律国际规则的制定,在人类社会认同的基本道德理念和原则的基础上,还体现着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应当以新一轮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国际规则制定为契机,占据全球信息时代“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刁惯于在国际法规则和惯例体系中注入中国元素和添加中国影响,提出具有生命力的、切实可行的国际规则,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先机,在知识经济时代维护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