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经济学院的KennethC.Shadlen、耶鲁大学的AndrewSchrank和俄亥俄州大学的MarcusJ.Kurtz以国际软件保护为例探讨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政治经学。他们阐述了为什么计算机软件是考察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好的范例:首先是它在国际经济中占有非常大的分量;其次是知识产权制度对其发展的影响最为集中;再次是国际上的大软件公司对世界上几个大的经济体有着深刻的政治影响。KennethC.Shadlen等通过调查发现,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方面程度已有很大提高,但同时各国和地区盗版率的变化和保护的总体水平仍有较大差异,没有显现出趋同的态势。作者们通过综合经济学、国际关系、法学方面的文献,发现经济学家对軟件知识产权保护的常见观点是,软件的保护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富国通常比穷国提供更高的保护水平。而国际关系学者和学家则认为,全球政治的变化给很多国家施加了新的保护软件的义务。作者经过分析两方面的观点得出结论,国际、国内因素对软件知识产权保护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通过对国际多边和双边关系的分析,认为国际因素在拉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起着重要作用。
WTO的药品政策对于政治经济学家和国际法学家的研究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一政策包含了许多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因素,也被广泛地认为是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利益再分配,其形成源于发达国家的政治高压。鉴于此、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EyalBenvenisti教授和纽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GeorgeW.Downs选择药品作为探讨国际专利制度政治经济学的切入点。认为WTO框架下的国际药品制度其实是美国单边政治经济高压的结果,其实,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高压政策从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案》规定的301条款就已经开始了。两位教授认为,改革国际药品专利制度不是无路可走,根据物极必反的道理,发达国家的药品生产企业只顾眼前利益的行为必将导致这一制度的分崩离析,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崛起和团结也会使它们在这一制度改革的国际谈判中更加有力。加拿大Windsor大学政治学教授AnnaLanoszka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PeterDrahos从国际药品公司战略行为角度考察了国际专利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从公司的行为模式那里找到由目前国际专利制度引起的获取药品困难问题的深层原因。PeterDrahos认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从来都是一些大的国际公司的商业战略行为。虽然在《知识产权和全球资本主义:TRIPS协议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TRIPS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权力延伸和剥削的工具,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副总顾问GeralynRitter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TRIPS第一次指出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是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也第次解决了在许多国家存在的松懈的或根本不存在的对知识产权的实施。但目前的状況并没有很大改变,整个TRIPS协议正遭受攻击和非难。GeralynRitter指出欠达国家对食物、药品和化学产品专利的攻击,认为它们阻碍了发展,损害了为促进公共健康所做的努力是错误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创新投资和扩散的主要动力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GeralynRitter认为责难TRIPS的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旧的保护主义。例如,当美国批评巴西的法律没有能够保护药品专利时,却被严厉地指责阻碍了巴西的抗击艾滋病计划。也就是说,在欠发达国家对重要药物的获取方面存在十分严重的问题。但这个状况并不是由于TRIPS的原因,对这个协议的“澄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