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到欧洲的政界人士和从业者分享了他们如何积极改变知识产权行业的久经考验的方法。

该商标的社区往往被视为商业法的范围内进行友好和包容的空间。但是没有一个区域是一个岛屿。随着知识产权立法对如何拥有无形资产的理解不断发展，至关重要的是，专业人员必须寻求政府对其立法和政策的更大变革。

通过中国立法机关工作

在局外人看来，中国的立法制度似乎是真正的戈尔迪结。尽管从业人员可以想象到尽头，但以目前的形式，紧紧缠绕的政策决策机制仍然是难以理解的纠结。质量体系保护中国委员会（QBPC）浸入了该体系。自从八家公司于1998年成立中国防伪联盟以来，副主席张杰一直在QBPC任职。最初在香港注册，直到2000年–该组织在北京成立，并更名为QBPC –它能够更轻松地与中国政府接触。现在，QBPC在所有行业中拥有200多名成员。尽管表面上代表国际公司，

Chang与QBPC的合作说明了个人和组织如何直接影响中国的变化。QBPC内部的游说工作由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委员会负责。“ QBPC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法律顾问办公室进行了合作，并与跨机构工作组（例如美国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进行了合作。州”，张报道。中国立法制度要求委员会工作的全面范围。当商标法律被修改，它不会在与NPC的顶部开始，但负责执行法律，中国专利和政府机构商标办公室。然后将文件草稿传递给每个后续的上级机构进行修改，直到最终到达NPC。

在系统中有如此众多的嵌齿，当务之急是要知道向谁求助以及何时要看到实质性的变化。Chang说：“制宪者确实在听，但是您必须找到正确的渠道。”有一阵子，QBPC的成员感到沮丧的是，尽管案件的细节在警察和品牌拥有者之间是透明的，但这种可访问性在移交给起诉方时就消失了。张以开放的心态于2011年与上海市检察院联系。“他们认为知识产权是财产权，检察部门负责人向七个地区的同行发出了指示。”到2012年，上海有8个区允许透明，并允许QBPC参与假冒法院的审判。

随着该系统在上海的有效试用，这为QBPC在2019年2月就透明度问题写信给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官铺平了道路。他反过来感谢他的来信，并于11月寄出向北京，上海和其他四个司法管辖区发出书面指令，以实施该实践一年，并进行季度审核。如果成功的话，它将在整个中国推广。

在对这个例子进行反思时，Chang指出：“改变的并不总是立法者，而是最司法的政策制定者。”首先，在上海地区一级参与对于QPBC实现其所知对IP社区最有利的工作至关重要。不幸的时机可能会不利于您。在十多年前，Chang最初就提出了基于行为而不是经济损失的侵权处罚。尽管与30位代表接触，试图为人大为一项新法律的请愿收集支持，但他却一无所获。“我找不到任何人。但是在去年四月，全国人大又提出了几项法律，以改变关于恶意注册的规定。”Chang指出，当他为这一改变而努力时，中国政府认为当时不适合该国。

在正确的房间里

没有什么人比Tove Graulund更了解如何进行广泛的知识产权变更。除了杰出的法律职业，她还在几乎每个大型商标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WIPO的外部顾问三年；过去八年中多个INTA委员会成员；担任MARQUES成员超过25年，其中包括近6年的主席职位；现在担任EUIPO执行董事的特别顾问。可以说，Graulund已经看到了一切。她说：“绝对可以实现目标。”“但是有些事情是您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您没有能力大声说出来。”

Graulund指出，在最近一轮欧盟商标改革中，欧盟如何使许多社区组织（例如MARQUES，INTA，CITMA和欧洲共同体商标协会）参与进来。她说：“我们没有最终决定权，但是在我的时代，这些国家已经学会了更多地倾听。”Graulund的成就之一是帮助用户在阿利坎特办公室EUIPO管理委员会中获得代表。“现在，我们在那里有了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声音。那有很大的不同。”

实施变革的最佳论坛之一是在日内瓦召开的WIPO马德里工作组会议。在为期一周的聚会中，国家代表排在前面，而品牌和组织代表则在后面。各国先发言，然后再将麦克风移交给组织代表。“在这里至关重要，因为那是当您与拥有投票权的人建立关系时。您可能会在喝咖啡休息时间见面，并讨论他们不一定要对麦克风说的话。” Graulund解释说。

对于此类工作，至关重要的是，协助品牌的IP专业人员可以访问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我的理想是参加一个符合我的国家需求的协会，一个符合我的欧洲需求的协会，以及一个涉及更多全球性事物的INTA的协会，” Graulund评论。其次，要做出适当的改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投入。她说：“如果想取得某种影响，就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一个例子是她本人为使EUIPO将其剩余资金分配给成员国的知识产权局而进行的工作。2017年的商标改革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但其中的改革始于1990年代一直在谈论阿利坎特的货币问题。

但是，Graulund现在担心，知识产权专业人员所表现出的对倡导工作的承诺不那么容易浮现给品牌所有者。她指出：“这些公司对此不感兴趣。”“他们专注于商业方面，不想投资他们认为是业余爱好的东西。”如果没有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以使IP从业人员参与进来，人们就很难形成必要的牢固关系来适应游说变化可以以很高的速度进行的事实。“您需要花费时间来形成意识形态立场，制定政策文件，使它们出台，” Graulund坚持认为。“那么，您需要找到合适的人去找他们，记者要迫使人们阅读它，可能要读它的官员然后出现在阿利坎特；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呢？

这两位不同的倡导者都说明，引入变革的最佳方法可能因一个环境而异。但是，人力投资的价值在整个行业的各个领域和所有辖区都是一致的。如果您想实现结构性变革，则必须花时间在此上–通过将自己融入倡导组织中或与立法者自身建立个人关系。尽管品牌所有者越来越不愿意放松束缚并允许商标专业人士参与这样的组织，但是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改善法律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