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FCA）已在加拿大Clorox公司诉Chloretec SEC（2020 FCA 76）中发布了裁决，该裁决的第一份意见是针对适用于商标注册商的上诉的审查标准进行了重要修改。观察员渴望获得法院的分析，因为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修改了适用于加拿大所有行政决定的审查标准（公民身份和移民部长）诉Vavilov（2019 SCC 65）。

在申请Vavilov时，Clorox确认商标异议和非使用取消程序中的上诉上诉适用的复审标准是“一般上诉复审标准”，除非在上诉时提出了新的重大证据。这意味着：

法律事项以“正确性”标准进行审查；

事实或法律与事实的混合不会因注册服务商出现“明显且最重要的错误”而被撤销；

在上诉中引用新证据和重大证据的情况下，应从头或“正确”地审查与证据有关的问题。

在瓦维洛夫，最高法院裁定，审查行政决定的推定标准是“合理性”，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推翻这一推定。例如，最高法院承认存在法定上诉机制，这表明立法机关打算采用上诉审查标准，而且《商标法》中包含一个法定上诉机制，适用于注册服务商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下级联邦法院较早的有关注册服务商决定的上诉的案件通常会尊重所有注册服务商的决定，除非有新的上诉证据对该决定具有实质意义。结果，如果注册服务商的决定落在一系列合理的结果之内，那么联邦法院将不会进行干预–例如，尊重注册服务商对《商标法》的解释，因为该注册服务商被理解为其授权法规具有专业知识。当新的证据，上诉申请，会实质性影响处长的决定，联邦法院将审查到的新证据对相关问题从头或正确性的标准。

在Clorox，FCA确认Vavilov对后一个问题几乎没有实质性影响。如果法院在上诉中提交的新的实质性证据中审查了司法常务官的决定，则法院仍将按照较早的判例考虑正确性或从头标准的相关问题，因为诉讼人有能力在上诉中提出新的证据在瓦维洛夫（Vavilov）所认识到的情况下，有理由驳斥普遍的合理性推定。联邦法院对证据重要性的认定是事实与法律混合的问题。因此，在Clorox中，FCA发现Vavilov与上诉决定的审查无关。

相反，在上诉中没有新证据可用的地方（或此类证据不重要的地方），瓦维洛夫“呼吁重新开始”。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合理性标准的以前的判例法不再具有约束力，因为瓦维洛夫指示法院更加重视立法机关的“机构设计选择”，例如《商标法》规定的法定上诉权。

因此，从“合理性”标准到“可触及的，最重要的错误”标准，瓦维洛夫有可能提高对事实问题以及事实与法律混合问题的审查门槛。同时，鉴于存在法定上诉机制，瓦维洛夫可以说将法律问题的审查门槛降低至正确性标准。

Clorox的FCA裁决符合下级联邦法院关于Vavilov在商标案件中的适用的最新结论，即Pentastar Transport Ltd诉FCA US LLC（2020 FC 367）和Arterra Wines Canada，Inc诉Diageo North America，Inc（2020 FC 508）。

简而言之，根据瓦维洛夫（Vavilov），有关商标异议和非使用撤销程序中对注册服务商决定的上诉审查标准的法律已发生变化。

考虑到这种影响，上诉人可能会试图将其上诉理由描述为注册服务商的法律错误，或注册服务商在混合事实和法律问题上的决定中存在的可克服的法律错误，以吸引正确性标准进行复审，从而增加了复审法院的上诉范围。相比之下，受访者可能会试图将上诉理由解释为牵涉事实或事实与法律的混合决定，以吸引更为明显的可察觉和压倒性的错误标准。

有趣的是，待对《商标法》进行的修正案将要求上诉人在对注册服务商的决定提出上诉之前，在提交新证据之前必须先从联邦法院获得许可，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联邦法院对以下内容的适用审查标准的理解：瓦维洛夫。无论如何，尽管上诉的格局正在变化，但很显然，从业人员将在未来几年中继续体验这些变化对其实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