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制度源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性的利用而带来的利益的保护。由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为图书出版业作为新的产业部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技术的前提。出于竞争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出版商力图谋求对某些书籍的垄断复制和发行权，保护该权利便成为时任统治阶级维护经济顺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１５世纪末，位于亚平宁半岛的威尼斯共和国就授予印刷商冯·施贝叶为期５年的印刷出版专有权，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由统治政权颁发的保护翻印之权的特许令。至１６世纪中叶，英国也由皇家通过特别授权，给予印刷公会的成员以及其他获得特许证的商人以出版图书的特权。这种制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出版商的要求，另一方面旨在控制印刷品的散布，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这种由国家授予的特许出版权所要保护的是出版商的利益，禁止对作品的随意复制发行，作者本人并无任何受益。因此，特许出版权只是一种保护出版商利益的出版图书的专利权，并非今天所指的著作权制度。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是１７０９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安娜女王法》，该法承认作者是著作权保护的源泉，明确了作者对其作品的支配权，对已出版的作品采用有期限的保护。但该法只涉及书籍和乐谱的复制行为，并且把著作权主要视为财产权，而不具有人格权内容，只保护复制权、演绎作品权、发行权、表演权、展示权等财产权利，因而是不完整的，直至２０世纪１９９０年１月，当《伯尔尼公约》（巴黎文本）在英国生效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颁布《安娜女王法》之后，欧洲大陆各国也相继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制度。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认为作品不同于其他商品，首先是作者人格的反映。因此在著作权中人格权是首要的，财产权次之，这种思想导致大陆法系国家把著作权法称之为作者权法。除了规定著作财产权之外，更强调著作权中的人格权内容。法国在１７９３年颁布的《作者权法》就确立了这一立法原则。作者权法的出现，使著作权的概念更为明确，内容更为充实。著作权已发展成为以作者为权利主体的，由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多项人身权和财产权共同构成的民事权利。继英国的《安娜女王法》和法国的《作者权法》之后，版权和作者权的概念和制度按其各自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地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和采用。

随着人类所经历的多次产业革命，作品复制和传播技术获得极大的进步，使得任何一国作品都不拘泥于本国地域，而逐渐突破国界被各国广泛使用，对著作权国际保护亦显得十分重要。在此情形下，１８８６年，英、法、德、意等１０国发起并缔结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该公约经七次修订和增补，形成１９７１年巴黎文本，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相互保护著作权的基础性公约。之后，又有一系列保护著作权的国际公约相继出现，如１９５２年的《世界版权公约》、１９６１年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简称《罗马公约》或《邻接权公约》）、１９７１年的《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未经许可复制其制品公约》（简称《唱片公约》或《录音制品公约》）、１９７３年的《印刷字体的保护及其国际保存协定》、１９７４年的《人造卫星播送载有节目信号公约》（简称《卫星公约》）、１９８９年的《视听作品国际登记条约》等。１９９４年签署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ＴＲＩＰＳ协议》），进一步加强了国家间著作权保护的联系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