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早在17或18世纪就开始了知识产权立法进程,其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相对完善，对知识产权政策评估方法论的系统研究较少。通过检索,仅发现)aneM.Zorich介绍了博物馆知识产权政策评估的步骤与内容,但这些只是定性描述，缺乏可操作的方法。①此外，国外对知识产权政策的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且往往包含于科技政策或创新政策的整体评估中，单列出来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通过检索，仅发现几篇相关文献。例如：UthaiChareonwong和HughCameron采用利益相关者分析(StakeholderAnalysis)和多属性效用(Multi-AttributeUtility)理论，分析科技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评估，并且以泰国软件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为例，验证了这两种方法能够清楚地解释政策的制定和评估过程。②PatriciaKameriMbole分析了肯尼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效果，结果表明尽管肯尼亚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设立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机构,但这些法律和机构并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知识产权政策对于技术进步及创造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必须对肯尼亚的知识产权进行细化分类，在规范的环境中加以保护，以此来调整肯尼亚公共资源的投资。①KoichiFutagami和TatsuroIwaisako对内生增长模型中的专利政策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与无限专利长度的内生增长模型相比，有限专利长度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存在一条唯一的均衡增长路径,且表现出阻尼振荡。通过考察专利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无限的专利长度并不会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在不显示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中，有限的专利长度会导致均衡增长路径上的福利最大化。KUGAITakashi通过对日本知识产权协会、专利应用前200强公司的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日本政府2002年以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进展进行了评估，分析了战略实施中存在的难点和障碍，并指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研究有所增多，例如，KeithMaskus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的立法改革进行分析,认为这些立法改革致力于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构建一个法律框架。中国弱化的行政管理以及政策贯彻实施不力为知识产权的发展带来了障碍，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这大大抵消了立法改革对知识产权发展的良好促进作用。RuifaHu等人通过考察农民收益的变化来评估中国生物技术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中国对抗虫棉花技术实行的知识产权政策以及对种子产业进行的改革使得采用新技术的棉农获益匪浅。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知识产权政策评估的直接文献很少，加上国外的公共政策过程比较规范,政策评估的重点是政策效果的评估，而目前我国还需要在政策制定及实施环节展开评估。此外，国外的政策体系、政策实施环境与国内有较大的区别，国外的经验无法简单地移植到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