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策效果、效益、效率都与知识产权政策执行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执行过程就成为政策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知识产权政策执行评估谋求的是通过评估政策执行的情形，以及政策是否达到特定的目标团体(政策对象)或实施区域，判别出由于执行过程所导致的政策成功或失误的原因及其改进途径。

对于执行过程的评估方法，政策评估者的看法各不相同。威廉?邓恩认为，政策执行过程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社会审计、社会系统核算、社会实验和综合实例研究四种,这些方法可从控制类型和所需信息类型两个特征进行对比。

(一)社会审计

社会审计(SocialAuditing)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要方法，目前已为世界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以及众多的国际组织所采用。社会审计力图清楚地监测政策投入、过程、产出及其影响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试图“跟踪资源投入，从开始投资到资源被接收，资源的目标群体感受到为止”。社会审计之所以能够成为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要方法，乃是出于它能够为评估者提供政策执行“黑箱”内部的信息,帮助评估者确定政策结果到底是政策投入不足导致的,还是出于资源或服务偏离了预定目标群体或受益者引起的。

利用社会审计监测政策过程主要有两种类型：(1)资源分离。通过行政体系将资源转移，使最初的投入同预定目标群体和受益相分离。(2)资源转换。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目标群体与政策受益者可能不一致,政策资源与目标群体的实际接受额也可能不同。由此，评估者需要仔细考察资源是怎样使用的，资源投入转化为政策产出和影响的过程是什么。

(二)社会系统核算

社会系统核算(SocialSystemAccounting)是对主观和客观社会状况变化进行监测评估的一种量化方法,在政策评估实践中被世界各国政府以及许多国际组织广泛使用。社会系统核算的主要分析因素是社会指标，所谓“社会指标”(SocialIndicators),就是衡量总体各个部分随时间变化以及社会状况的统计量，例如：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都会公布我国受理的国内外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等统计数据。

在社会系统核算中还经常会使用指数，指数(Index)是衡量一个指标或一套指标与基期值随时间变化的数值。例如，在知识产权领域，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时经常会采用Ginart^Park指数。该指数是Ginarte和Park提出来的，他们将测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指标划分为保护的覆盖范围、执法措施、保护期限、是否为国际条约的成员、权利丧失的保护五个类别。其中，每个类别又包含了若干个子指标。同时,Ginarte和Park规定每个度量指标在整体评价体系中各占1分,每个类别中各指标得分之和除以该类别中的指标个数即为该类别的得分,五类得分的累加和即为量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①

社会系统核算的优点是:适宜的社会指标可为评估者提供较全面的信息，反映政策效果与目标的差距。当然,这一方法也有缺陷。从逻辑上看，政策与社会指标变化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因为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发挥作用;从指标选择上看，指标可能带有人为偏见,还可能流于一般形式，难以反映社会真实状况;如果存在某种激励时，政策执行机构对指标的追求会替代对整体政策目标的追求。为此,需要评估者对造成社会指标变化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三）社会实验

社会实验（ExperimentingSociety）是在非真实实验情况下运用实验的逻辑，系统控制政策行为、观察政策产出的过程。社会实验一般是通过项目组内的不同类型政策行为之间的差别来获得关于政策结果变化源头问题的答案.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社会实验的程序设计一般分为四步。（1）由评估者随机选择实验对象作为研究样本，将样本分为实验组（接受实验处理）和控制组（不接受处理或接受与实验组不同的处理）,并找好指标。（2）对实验组施加控制措施，而对控制组则不施加控制措施或做显著的不同于实验组的处理。（3）监测两组各自不同的结果。（4）对政策效果和政策产出进行评估。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分组尽管无法做到完全随机分配，从而无法避免因起始条件不同导致结果不同，但在研究过程中,评估者应尽可能地做到这一点,使对政策与效果、产出之间的关系的推理更为可信。此外，还需注意,这种方法是一种小范围的实验法，当政策在整个社会中推行时,其外部有效性则是值得怀疑的。社会实验主要有四种类型：相关设计、时间序列分析、非等组前后测试设计和现场实验设计。

（四）综合实例研究

综合实例研究（SocialResearchandPracticeSythesis）是一种对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进行系统整理、对比和评价的方法。综合实例研究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有关政策形成与执行的案例调查分析，二是阐述政策行为和结果关系的研究报告。作为政策执行过程的一种监测、评估方式,综合实例研究的优点是:能够对政策过程的总结提供支持相同或类似案例的论据，能够有效地整理、评估政策执行案例和研究报告,能够有效地考察主观和客观的社会状况。但也要看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由于案例经常是“报喜不报忧”以及案例与研究报告的质量不高，因而有关政策执行信息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