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规制的历史来看，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与对一般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予以规制的基本原则与发展趋势有所差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对一般市场主体行为的规制呈现缓和的迹象。即便是传统上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价格卡特尔行为、分割市场卡特尔行为，也主张对其增进经济效益、技术创新、提高质量等合理性予以考察，充分肯定其对竞争的积极效应，积极适用合理原则。对其他形式的经济性垄断行为，强调市场的调节力,反垄断法的适用明显有所缓和。相反，反垄断法对政府的行政行为规制则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渐严格的过程。各国的反垄断机关不断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等方式，使得反垄断法对由政府的行政行为所导致的垄断现象进行严厉的规制与打击。5〕尤其是美国，对由政府经济管制所产生的垄断行为的执法与司法采取了更加严厉的规制态度。因此，对于行业协会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无论行业协会是通过授权而行使政府的权力，还是因为正处于改革转型时期的特殊过渡需要等其他原因而获得行政权力，也无论行业协会是否严格法律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反垄断法都应当遵循对行政行为的规制原则，对其实施严格法律规制。

首先，针对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共同实施垄断行为，可以建立行政性垄断主体与行业协会承担连带责任的机制。被害企业或消费者可以向任一主体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可以预见，在此情况下，被害者大多会倾向于先向行政性垄断受益的行业协会寻求赔偿，因其获赔成功率会高一些，这样一来，既可抑制行业协会的违法行为，又可阻止行业协会向行政机关寻租。〔I〕

其次，建立相关的行政性垄断国家赔偿制度。行业协会接受行政机关授权实施违法行为，其实质上是以行使国家公权力为背景的。违法行为排除、限制了竞争，损害了企业与消费者利益，仅仅依靠执法机构来建议实施行政性垄断的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是无法弥补给企业、消费者造成的损失的。这是因为,无论行政机关是否改正，都不能弥补因行业协会的行政性垄断行为给企业、消费者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建议考虑以国家赔偿的方式，从事后救济程序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2〕

再次，建议对行业协会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性垄断行为适用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对行政性垄断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和管辖等问题作出相应变革。〔3)比如，将抽象行政性垄断纳入到受案范围，将私益诉讼扩展到公益诉讼，最大限度地实现反垄断法的公益性诉求。

最后，为了排除同级政府部门的不当影响，同时在对违法行为的认定、判断方面，基于反垄断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建议考虑将反垄断行政诉讼案件置于被诉行政机关的上一级法院进行处理。如此一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另外，不能限于被害者只能请求承担民事责任，还应该允许被害者请求法院审查垄断地位的合法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