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武汉、南昌、济南，甚至嘉兴等三线城市也加入了谋划建软件园的行列，这一理想的还包括西部重镇成都也没有放过。

　　“5年后，沈阳有信心成为中国一流的软件产业外包与动漫基地。”日前，沈阳市信息产业局局长杨洪峰在上海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这个听上去雄心勃勃的愿望，北京、上海、大连、无锡、西安、南京和深圳等地都曾做过类似的表态。而目前，武汉、南昌、济南，甚至嘉兴等三线城市也加入了谋划建软件园的行列，这一理想的还包括西部重镇成都也没有放过。

　　政策驱动

　　这种冲动的背后，是国家对于发展软件产业持续不断的支持驱动力。

　　“‘十一五’计划再次强调大力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的目标，而且支持力度不断增大，各地当然不会放过机会，现在大家都在制订相关配套政策。”赛迪顾问软件研究中心总经理牟淑慧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

　　中国更加具体的软件行业新政策很快也将出台。发改委高技术司处长袁野上周对外确认说，这一政策即将出台，他还透露，新政策仍将以原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内容涉及税收扶持、投融资和行业标准等方面。

　　政策中的优惠条件势必刺激中国新一波软件产业的发展。 在原18号文件下，2001年，原国家计委、信产部曾发布过《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管理办法》，由此带动了上一轮热潮。目前，北京、上海、西安、大连的软件产业发展均已成气候。

　　信产部经济运行司副司长王秉科5月11日在无锡表示，软件产业尤其软件外包业已成为信息产业增长动力之一。2006年，中国电子销售收入为4.75万亿元，软件占据10%，其中软件出口外包贡献了50亿元，年增长率高于50%。

　　牟淑慧认为，在政策利好背景下，中国软件产业，尤其软件外包业的发展前景毋庸置疑。事实上，连中国软件外包业务最大的对手——印度也正借助中国政策机会抢滩本土市场，目前，该国前四大软件外包企业已全部进入。

　　“印度除了利用中国成本优势外，未来势必与本土企业展开竞争，尤其争夺中国的传统客户日韩企业。”牟淑慧说。

　　“有些乱”

　　但是，各地匆匆宣称的愿望，给牟淑慧的感受是：有些乱。

　　“政策面当然是利好，但是，部分省市只是看到了政策趋势，对当地发展软件产业的条件与基础认识还不够。”牟淑慧说。

　　她表示，之前一批软件基地规划的基调，基本是“欧美软件出口工程”。因为，中国对日本市场外包服务已有一定规模，但跟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印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上轮发展确实形成了一些区域特色。”她说，比如大连的软件外包、西安的业务流程外包(BPO)、深圳的嵌入式软件等，这为新的规划奠定了基础。

　　不过，她同时认为，这一领域，国内已从最初单个业务如“软件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动漫”等许多“点”向“面”延伸，国家也将它们纳入到现代信息服务业中。这表明，在整个软件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可扮演更多角色，不一定非得全部定位于软件外包。

　　而另一位IT咨询人士则认为，跟一年前各地半导体产业规划风潮一样，软件产业园的规划，很大程度也是冲着国家的资金支持与优惠条件去的。牟淑慧补充说，政府每年都有一些资金支持，地方上也经常会拿出配套资金。

　　这可能是沈阳等“后来者”显得更为主动的原因之一。

　　优势比拼

　　但杨洪峰不认为发展软件产业只是冲着资金而去。他说，沈阳发展软件产业的历程已经很长，早有基础。

　　沈阳国际软件产业园董事长赵久宏强调，当地有成本优势，以人才为例，沈阳的成本约为大连的70%、北京的60%、上海的50%。杨洪峰说，在“五险一金”方面，沈阳社保基金的缴纳基数、个人所得税返还额度，比上海、北京等地更有竞争力。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并无特别之处。武汉东湖驻上海招商代表张权对记者说，各地优惠条件其实大同小异，关键要看企业愿不愿布局，是否重视某一市场。

　　杨洪峰更强调人才因素。他说，沈阳发展动漫的基础是美术人才，该市每年大约有3000名美术学生毕业。

　　牟淑慧同时认为，北京、上海等地的优势在于，企业众多且有群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