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两年前发表著作《世界是平的》的时候，第一次把中国的大连和印度的班加罗尔联系在一起，并告知全球：“大连是中国的班加罗尔”。但他还无法预知，在全球范围迅速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将如何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未来格局。

将中印两国加以比照似乎已成当今西方舆论的流行偏好。而从近年来中印在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业务上的竞争态势上看，“龙象之争”走向“龙象共舞”正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表述。

影响“中国制造”的未来

服务外包是企业将IT系统开发和架构、应用管理、业务流程优化等自身业务需求通过外包由第三方（即服务外包提供商）来完成，以专注企业核心业务，更好地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的经济活动。发包方可以是企业，或是政府和社团机构等，其服务可以提供给本国市场、东道国市场或第三方市场。服务外包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IT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潮中，服务外包逐渐成为新的重要推动因素。当前迅速发展的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从“多元化”向“归核化”战略调整的新兴产物，同时也为那些寻求服务业发展机会的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

2006年，全球服务外包保持平稳增长，其中，离岸外包发展迅速，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半数以上的欧美公司计划将更多服务外包到海外。从市场结构来看，全球服务外包业务正逐渐从最基础的技术层面的外包业务转向高层次的服务流程外包业务，BPO（商务流程外包）将继续保持高于ITO（IT开发外包）的增速快速增长。从服务外包市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日本、亚太和拉美地区，其中，美国服务外包市场较为成熟，亚太地区保持强劲增长，成为全球服务外包业务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随着业务范围逐渐扩展，发包商逐渐倾向于将ITO和BPO业务捆绑，以满足企业自身技术和业务的需求。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利用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崛起为全球制造大国。如今，中国在下一个10年能否从服务外包浪潮中获得类似“中国制造”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信息服务外包，看似有点不可逾越。

班加罗尔，不仅仅是复制

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一个全球知名的软件城市，因出色的软件生产和对欧美服务外包业务而成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班加罗尔也因此成为“印度的硅谷”。

据了解，2005年中国单纯软件和信息服务的出口只有9亿美元，而印度当时是230亿美元。目前印度服务外包公司的从业人数万人以上的比比皆是，其中印度最大软件外包公司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员工总数已达6.9万人。而中国目前超过万人的同类企业只有东软一家。

也因此，将大连与班加罗尔相比，让人怀疑：大连真的已经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了吗？

纵观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班加罗尔是唯一个靠外包服务成为软件中心的城市。而印度之所以在信息产业尤其软件开发领域领先中国大陆，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和中国同样低廉的劳动力、知识成本；其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语言上对应英美的优势；其三，印度政府对服务外包的政策引导。
大连在软件信息服务外包上的探索已有一定“口碑”，被国家定为“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及“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和“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基地”。2006年8月又被评为中国首个“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目前，大连服务外包业务，已覆盖各个领域，从最初的软件研发，逐步扩展到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一些附加值高的外包业务如风险管理、金融分析等也落户大连。2006年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产值达145亿元，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规模过2000人的企业有8个。

有调查显示，2006年大连GDP增长16.4%，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达到44.1%，已经超过工业增加值。大连在国内同类城市中开创了先河。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在大连市目前产业当中增长速度最快，连续9年增速均达50%以上。

大连市外经贸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底，大连市专业从事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企业已经超过600家。其中外资企业超过200家；世界500强企业38家；名列全球领先的前10大ITO和BPO服务提供商中，有6家在大连开展外包业务。从2001年起，大连软件园先后提出了“中日软件产业合作战略门户”、“中国IT外包中心”、“东北亚服务外包中心”等品牌战略，欲使大连个性鲜明，在服务外包产业争占一席之地。

为“复制”班加罗尔，自2003年开始，大连不惜重金打造软件产业带。其一是2003年开始规划、总投资150亿、位处旅顺南路的133平方公里高新技术产业带。以软件产业的研发和生产为主，同时发展与之相关的信息服务业、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教育培训及科技研发型实业。按规划，2010年该处将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产业生态长廊———中国“绿色硅谷”。其二为今年6月奠基的90平方公里甘井子区大东沟服务外包基地，该产业带的静态总投资为150亿元人民币，是“大连服务外包基地”。大连市政府规划用5年左右时间，实现全市承接服务外包的总收入接近1000亿元，从业人员达到20万人，让大连在国内保持该产业的优势地位，并成为“世界级的服务外包承接基地”。

产业转移的天时与东北亚重要城市建设的地利外，人力支援成了大连服务外包产业急速扩大的基础。为了解决软件服务外包人才紧缺问题，近年大连的22所大学都设置了与软件相关的专业或专门的信息技术学院，大连还采取政府搭建平台与其他省市进行合作、引入外部人才、校校合作、校企培训订单式服务等办法，加大人才储备。大连软件园建园之初就与东软集团合作成立国内第一个培养专业IT人才的高等学府———东北大学东软信息学院，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亦设立综合人力资源解决方案中心，配合政府多次组织全球人才巡回招聘会。如今这个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已具有产学研一体的特色。

在所有外包服务中，大连对日外包尤为突出。目前该业务已占到大连软件出口总量的80%以上。大连之于日本，正如印度之于美国。

但现在占领日本市场已不再是大连服务外包的唯一目标，大连正试图把服务外包之梦向全球扩展。在最近召开的第五届软交会上，市长夏德仁重新定位：“大连应该建设成为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新领军城市。”随着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的规模迅速扩大，大连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城市，完全有条件成为新的领军城市。

无论是要做“中国的班加罗尔”还是要打造“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新领军城市”，都必须参与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分工的竞争，大连也必须从欧美市场获取一定份额。

据了解，尽管大连已经承接了日本80%以上的服务外包业务，但日本的外包量在全球外包市场的份额只有10%。全球主要发包国为美国，其发包量占全部份额约65%，其中60%被印度拿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向欧美市场进军才意味着中印服务外包真正的较量即将开始。

大连市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江洪波说，目前大多数大连企业对日服务，承担的都是人员占用最多、技术含量最低的编程和测试环节，而美国对印度的外包是全过程的，这使得印度更全面、系统地获得了IT的核心技术。真正的IT原创技术在美国而不是日本。所以他认为，冲向美国市场是试图取得自强的中国软件企业必然的选择。

中国的大连瞄准班加罗尔，利用远东地区对日本的区位优势，发挥大连的资源整合能力，已经取得初步的、值得世界震惊的成就。

但是，仅此就可以满足吗？不是的。我们不能光把追赶班加罗尔作为目标，还要有战略眼光，做我们的服务外包战略。

首先，要加大对服务业，尤其对服务外包的扶持力度。虽然这几年对三产的支持远胜于新中国的任何时代，并且出台一些政策、文件，但还远远不够，中国不是在“赶时髦”，而是要“追、赶潮流”。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扶持，包括资金、税收、调控和引导等等，什么时候才能让企业、参与到服务外包的企业受益。

其次，应统一规划全国的服务外包发展，防止重复投资建设、恶性价格竞争。大家知道，服务外包就是劳动力价格竞争，而国家也发布、认定了十几个外包基地。但是与此同时，国内的恶性竞争会相伴而生。为防止这种局面，国家应该主导各地的对外服务方向，经过统筹协调，避免价格竞争。既可以有效地延长服务外包的服务时间，更长时间的发挥中国外包方面的优势，又可以确保服务外包价格的良性发展。

与此同时，引导教育投资向服务外包方向做深、做精、做透、做大。现在的一些外包公司和外包服务人员，虽然在做外包，可是一旦与被服务对象接触，即显现技术上幼稚。如此，谁还敢给你业务呢？现在，大连的东软学院规模宏大、人才济济，如何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国家认定服务外包基地也发展类似的大学、机构，认真地培育培养人才，技术上精益求精、语言上更贴近被服务对象，才是我们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

服务外包的中国优势

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未来可能上升30%以上，加上大量的人才流失，中国的优势因素日见显著。为此，越来越多的欧美软件巨头把“软件外包”的目光转向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印度对欧美市场外包最大的竞争对手。

印度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大象”已经开始反击，尤其是对中国的内需市场和日本市场，印度的软件巨头甚至与中国的软件企业开始“短兵相接”。

萨帝扬公司是印度第三大软件开发商，2002年1月29日初来上海时被形容为一头闯进中国的“印度象”。进入中国市场不久，他们就拿下了中兴、华为两公司的大型软件外包项目，显现出印度软件外包实力非同一般。之后，又有Infosys（信息技术系统公司，印度第二大软件公司）、Wipro（威普瑞）、ZenStar和Pentasoft进入中国。现在，在山东的威海软件园、烟台世纪东方软件园和江苏软件园都可以见到印度软件公司的影子。

目前，已经有十几家印度软件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或与中国的IT企业进行外包合作，或切入东亚其他国家的软件外包市场。至少有一半以上印度软件公司有来华的想法。预计四、五年后，来华开展业务的公司至少将达到50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软件公司将市场定位在电信、制造业和航空等行业软件方面。

据统计，目前印度公司参与的IT服务合同约占全球ＩＴ服务合同总金额的7％。这其中，塔塔咨询公司、Infosys公司和维普罗公司等大型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出色的业绩让印度人很骄傲。印度软件巨头Infosys董事长纳拉亚纳•穆尔蒂不久前表示，他认为印度软件业领先中国20年。

事实上不仅仅是印度，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加入这个软件外包的队伍。俄罗斯正成为新兴的全球服务外包研发中心，2006年俄罗斯软件外包产值4.9亿美元；菲律宾在抢夺印度呼叫中心企业的饭碗，在未来的5－7年里，菲律宾有望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呼叫中心市场。日本扶植越南的外包产业，越来越多的越南年轻人将进入软件外包、呼叫中心、后台处理和全球信息经济等领域工作。

SYNNEX公司是全球第三大软件分销巨头，目前正雄心勃勃计划在2-3年内在成都组建2000人的软件外包及IT服务团队。业内人士称：中国软件服务人才数量与印度基本持平，而成本优势明显，平均成本低于印度30%-50%，同时，欧美国家忌惮将鸡蛋放在印度一个篮子里。

“外包的利润并不低，印度外包巨头长期把持高利润。”东软高级副总裁卢朝霞认为，虽然中国并不会实质威胁到印度的市场份额，但是只要中国软件外包业向美国市场进军，同时中国软件业质优价廉的信息在美国客户当中流传开来，美国客户就有充分的理由“打中国牌”，要求印度公司降价，使印度的垄断利润迅速削减。

国际咨询顾问吴向宏的专栏文章也认为，由于印度害怕失去超额垄断利润，这对中国软件外包来说无疑是个机会。通常软件服务业大公司的毛利润率在15%左右，净利润率在3%。而印度软件外包服务公司，如Infosys，其毛利润率高达42%，净利润率高达惊人的26%。

Gartner近日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虽然出人意料，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这个报告调查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外包商未来选择外包合作伙伴会选择哪个国家的企业。排在第一的是爱尔兰，第二是墨西哥，第三是巴西，第四是菲律宾，第五是中国。而在这个报告里面，最令人吃惊的是印度的位置，排在20个国家里面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是俄罗斯。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认为，这个分析报告说明了几个因素：一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未来可能上升30%以上；二是人员的流动率，这两大因素导致欧美外包商在未来可能会选择三个或者几个国家一起外包。“这也使中国企业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保证人才供应和客户满意才能保证外包业务不流失。”

其实，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有自己的优势，政治稳定、基础设施健全、低廉的外包人才储备等都吸引着外包界的目光。Gart?鄄ner咨询公司副总裁黄大刚认为，外包大国印度每年人才流失率在20％左右，人员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基础设施条件比不上中国，今后5年将出现50万人的人才缺口。而我国有100多万IT服务人员，其中60％-70％是软件工程师，预计每年还将以30％的速度递增。高质量廉价的人力有利于国际外包企业降低成本。

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这一次机遇的重要意义，开始加大推动力量。

由于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等方面，承接服务外包比承接制造外包有明显的优势，像印度、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无不高度重视这次新的世界产业转移机遇。今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7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到，要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重点。同时，政府还送出15%所得税优惠税率的大礼包给外包企业。

另据了解，商务部已经决定实施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千百十工程”，主要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一定规模的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目前，商务部、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已共同认定大连、西安、成都、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济南、武汉、杭州等11个城市作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认为，“我国正在进行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调整，利用服务外包这一机遇实现快速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服务外包依赖制造业的发展

积极承接服务外包、努力发展服务产业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国经济体的现状还不足以支撑在较短的时间内让“世界办公室”取代“世界制造中心”。因此，中国应在建设一个新型、合格的“世界制造中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服务外包业，不可因后者的过分超前发展而阻碍了前者的形成。这才是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跨越的正确路径。

跨国公司出于对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开辟新市场等利益的考虑，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纷纷将非核心服务活动转移出来，已形成世界产业转移中一道新的亮丽风景线。目前，像印度、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无不高度重视这一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便出现了“承接服务外包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大跨越”，“完成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的转变”，“让服务经济取代制造经济”之类的豪言壮语，这彰显出国人寄予这轮产业结构调整能形成新经济形态的急切憧憬。然而，发展服务外包果真能较快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跨越吗？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决定了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仍然是主体，“世界制造中心”的角色定位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后，我们抓住了世界制造业转移的机遇，以年均9.7%的高速增长跃身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制造业的贡献居功至伟。但按照一般的认同，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城镇化水平只达到43.7%,在“世界并非都是平的”背景下，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对于制造产品的对外依存度过大是不可想象的，就算是完全的自由贸易和国际投资，保持足够的制造业比重也是大国的全球义务。

更何况，我国人力资源的状况、制造业对整个经济的引擎作用等诸多因素决定了我国不能放弃继续承接制造业的转移，打造“世界制造中心”。现实中，常有人以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印度的服务经济主导模式来支持与此相反的观点。诚然，印度是当今发展服务外包业最成功的国家，占有全球软件外包市场总额的65%以及全球外包服务市场份额的46%，服务业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近5年来持续着8%左右的高增长，经济总量上升为全球第9位，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但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制造业的整体薄弱，制造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乏力和城镇化的严重滞后，印度同时也是当今“二元经济”最典型的国家之一，制造业的薄弱是困扰印度经济的“硬伤”。为此，最近两年，印度政府不断出台《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等同类政策文件，引导资金流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平衡产业比例，扩大就业岗位。可见，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尽管服务业发展可圈可点，仍然免不了需补上“制造业”一课。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发展服务外包业本身就得依赖我国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尤其是在发展初期。制造业的充分发展为服务外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从服务外包的两种形式———信息技术外包（ITO）和商业流程外包（BPO）在我国的发展情况看，目前大多由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形成的外资企业在承接国外转移过来的信息技术和商业流程服务。

例如，上海市2004年软件出口最多的两家企业分别是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和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但外资服务公司并非仅仅局限于为母公司或国外其他公司提供服务支持。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强劲之势和制造业带动中国经济的整体繁荣所产生的巨大服务需求，即在岸服务外包的无限前景正是吸引外资进入的又一重要原因。据报道，目前我国服务业共有外商投资企业7.5万户，比上年增长106%，外商看中的正是潜力极大的中国服务市场。但是，若没有制造业的充分发展，服务需求的增长就会少了“引擎”，外资服务企业就会缺少依托的根基，无根性的外资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就有转投他处的可能。

制造业的充分发展能为承接服务外包奠定良好的基础。目前对于我国承接世界服务外包存在英语水平低、技术和管理实力薄弱、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标准等法律法规不完善、相关政策滞后等诸多障碍性因素。我们不但可以在承接服务外包转移、发展服务经济过程中不断去除这些不利因素；而且还可通过强化我国与世界企业在制造平台上已有的良好合作关系，为承接服务外包扫清障碍。这种以迂为直的思路在发展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物流、销售、售后服务等外包服务时效果尤为突出。

外包如何摆脱受制于人

就在中国已经成为承接全球制造业外包最重要地区，并且致力耕耘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外包产业链已经迅速升级，并被赋予了新的深层含义。除了制造业，IT软件、贸易、设计、研发等环节的服务外包正成为全球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李志群表示，中国必须靠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推动自身的产业升级，以免长期受制于人。

国际外包方面，最近跟中国直接相关的几个鲜明例子包括，2006年7月，美国将旗下负责全球数码相机生产的上海工厂外包给了专事OEM制造的新加坡伟创力集团，但同时表示将在中国继续保留相机销售研发设计团队；飞利浦在早几年将旗下手机制造外包给中国电子集团后，今年将包括手机研发、售后、设计甚至品牌都打包卖给(授权)中国合作伙伴；试想一下，印度的软件工程师罢工，将招致全球IT业界多大的打击，而“东莞塞车，全球电脑硬件立马涨价”也并非只是黑色幽默。

长期研究跨国公司外包现象的复旦大学陈达海教授分析，无论是对发包企业还是对承包企业而言，都存在利弊。

对发达国家来说，它们掌握着外包的主动权，所以一切从利润出发，随时可以控制其范围和规模，使本国受外包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不过随着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出本土，过多的外包使得当地的就业水平遭受严峻考验。

飞利浦中国区首席市场营运官陈继均则认为，近年来欧洲的报章传媒每过一段时间便会炒作一次“中国威胁论”，主要原因就在于外包影响了当地就业市场。欧洲政府只能在本土企业的市场行为与保证本国就业间努力寻求平衡之道。

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短时期内承接外包，做全球制造业“苦工”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就业，但也存在着本土经济产业被全球性企业所“殖民化”的风险。此外，过多地承接外包，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创造自有品牌、核心技术及产品，往往也是弊大于利。

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为迎接信息技术外包的产业转移趋势，各地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口号的鼓舞下，科技园、软件园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影响大点的都力争成为“中国的硅谷”、“中国的班加罗尔”，影响小点的也习惯在“硅谷”、“班加罗尔”之前冠上当地地名，摆出一副“欲与他人试比高”的姿态，以为从此都能搭上“服务外包”这趟经济快车。殊不知，有多少科技园、软件园有“园”无“业”，不少甚至是门可罗雀，一片萧条。可见，“服务外包至上”理念在一些地方正引发为新一场“急功冒进”的资源配置浪费。这一“新型泡沫”的出现正是我们要警惕的。

中国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