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市长的薄熙来望着大连海边一片低矮杂乱的棚户区，说——那我们干吧！彼时，是1998年的夏天。

　　现任市长的夏德仁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上，提出要将大连建设成为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新领军城市。此时，是2007年6月。

　　不到十年的光景，大连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成为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翘楚，那片海边的棚户区如今已成为美丽的城中之堡——大连软件园。

　　大连软件产业的最大特点就是软件外包，而与日本建立起来的软件外包合作业务（承接日本软件外包60％的业务，对日外包占出口总量的80％以上）是大连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最明显的、也是最根本的优势。

　　在电脑商报每年进行的方案商发现之旅（大连行）的活动中，记者走访了众多企业以及大连软件园和大连市政府，体验到了大连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和活力，感受了到当地软件行业呈现出来的一种浓厚氛围，也领略到了大连市政府在软件产业的规划、引导上所表现出来的敏锐、魄力和高效。

　　同时，记者了解到，作为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城市，大连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积累和提升。我们知道，优化产业结构、寻求产业突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思路，但是，如今的经济一体化表现出极强的联动性。当一项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相关联的行业或产业的滞后会成为其掣肘，有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短板效应，甚至会使得该项产业陷入严重的瓶颈状态。

　　成长中的大连软件外包产业，有哪些烦恼呢？
　　
产业规模亟待提升

　　软件产业具有高技术、低能耗、无污染、高产出等诸多明显的优势，这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极具“诱惑力”。2000年前后，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一股建设软件园的风潮，“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国家级的、省级的、市级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级别的软件园一时间风起云涌，发展软件产业、建设软件园成为了一种“时尚”。

　　目前，我国软件产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大连、广州、天津、南京、杭州、西安、成都等。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靳国卫向电脑商报记者介绍到，作为一个新兴的、非省会城市，大连市的信息产业总量占到辽宁省的70％、东北三省的50%，软件业销售收入占全省的54％，出口占全省的83％，这些成绩足以让大连市骄傲。尽管如此，但以大连145亿元（截至2006年底）的软件总收入，在上述竞争城市中仍处于末流。

　　另外，4.5亿美元的出口额虽然在国内排第四，位次靠前，但与被誉为“软件外包之都”的印度班加罗尔相比，相差近20倍，甚至不及印度的一个公司。有数据显示，印度外包产业三强TCS、Wipro和Infosys在2006年的营收分别达到32、25.3、21.5亿美元。
　　
企业实力需要加强

　　“我们还没有大连的用友、金蝶、浪潮、信雅达。”靳国卫这句话说明的是，大连软件行业目前还缺乏领军企业，众多软件企业规模都不大。

　　据了解，本土企业东软集团的软件外包业务集中在大连，目前企业员工人数超过了五千，大连华信和海辉集团也超过两千，目前大连也仅有这三家能入列全国软件百强企业。

　　企业要做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务，很大程度上是要凭规模的，只有企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才能接到大的订单，否则根本都无法迈入这个门槛。靳国卫表示，并非是人为地设立这个标准，但可以说是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务的一种准入机制、一种行业惯例。

　　大连华信对此深有体会。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计划部经理岳雪峰向记者介绍说，公司在一千人以下的时候，有些国际大单都不用去想。员工上千人后，就有公司邀标来找上门来，但竞标时发现只能做这项目中的一部分，想接整体的单子根本不可能。“一是发标方很少发单给规模小的企业，二是那种大单本身就需要有千人以上的团队来共同处理，人员不够是无法承接下来的。”

　　另外，靳国卫指出，大连目前还很缺乏以面向国内市场、自主研发为主的较大规模的企业。承接日本软件外包60％的业务，以及对日外包占出口总量的80％以上，这两项指标也就意味着，大连软件企业主要是以外包业务为核心、一切都围绕着外包业务来转，“存在着结构性的欠缺”，缺少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企业。这也是靳国卫“没有大连的用友、金蝶、浪潮、信雅达”一语的另一层含义所在。

　　岳雪峰也表示，大连华信如今80％的业务都是对日软件外包，而面向国内的系统集成业务，相比较起来，实力并不强。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大连共有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620家，其中外资企业230家，包括IBM、GE、惠普、埃森哲、SAP、甲骨文、DELL、松下、诺基亚、索尼等大型跨国企业，CSK、欧姆龙、阿尔派、FTS等众多日资著名软件企业。但是，在大连投资规模较大的这些外资企业，大多都是呼叫中心、服务中心。如位于大连软件园内的甲骨文全球支持中心，是面向北亚地区的纯粹的支持服务机构。惠普以及DELL、SAP等，也都是其相应的亚太客户服务中心。这些机构基本上属于成本中心，并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无法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利润。

　　针对大连企业规模小的挑战，大连市政府的解决思路就是“扶强做大优质企业”，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计划在3年内培育两家万人企业，5年内培养四家万人企业。另外，在引进新企业时，要特别注重差异化，避免同类型的企业带来人才和资源上的恶性竞争。靳国卫表示，希望在大连软件行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流”，带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创新能力不可或缺

　　正如上文所述，大连软件产业以外包为核心，“为他人做嫁衣”，这也就造成了大连创新能力偏弱的局面。

　　尽管大连也有很多创新成果和本地经济结合很紧密的软件产品，如航运、物流、工业控制等都具有国际水平，但是整体数量少，没有形成大的规模。靳国卫再次强调，大连没有像用友、金蝶等大型的以做本地市场为主的软件企业，这是个明显的弱项。

　　外包业务属于“脑力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做得再深入、再庞大，也是为他人打工，目前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传统产业改造的带动作用不明显。通过外包业务，吸引外资、挣得利润的同时，也需要积极做大、做强本土的软件产业。软件产业的竞争，是目前以及未来全球化分工的竞争，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落到实处，也就是具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的较量，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软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大连软件产业核心技术较少，还没有出现在国内外比较有名气的软件品牌，对未来大连推广自主品牌软件很不利。“一定要把我们中国本土的市场做好，我们开发的软件产品一定要为国内信息化建设出力。”靳国卫认为，大连在做外国人的生意，而国内巨大的商机却放任由外国人来获取，“我们没有理由不抢占国内的市场”。

　　他表示，要通过抓住国内市场，把本地的软件研发拉动起来。另外，不能一味地把视野放在离岸外包业务上，本地的外包业务同样需要重视，“如中石油、中石化、银行等大型企业，每年也都有巨大的外包业务，这也是我们重要的市场。”

　　对此，大连本地的其他类型方案商也有同样明显的感受。大连斯马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亮认为，大连地区整个IT行业的重心偏向了软件外包，各方面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人力资源甚至是舆论资源，都严重失衡，非外包方案商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境地。“生存尚难，何谈创新？”外包行业如同吞噬一切能量的黑洞，在它身边，很难得到有效的积累和发展。

　　大连本地方案商对当地市场的影响力很有限，更不用说辐射到其他地区了。大连东西方科技有限公司有时会给入驻大连的外企做一些集成业务，其销售总监姜英说，除此外，他们似乎和大连红火的外包产业没有什么关系。

　　印度的国内市场做不起来，这已经成为印度软件产业走入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以印度为借鉴。创新和外包，要成为未来大连软件产业发展的两个轮子。”靳国卫认为，只有两个轮子一起转动，才能让大连软件产业更平稳、更快速地发展。

　　事实上，大连市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研发创新。不仅出台很多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在研发、创新上的投入，还鼓励国内外企业在大连兴办研发中心。另外，英特尔公司斥资25亿美元在大连的芯片生产厂已经动工，借此有利条件，并抓住大连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基地所具有的优势，大连在嵌入式、应用软件研发销售方面将会取得突破。
　　
人才问题需迫切解决

　　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地域间在多种资源上存在落差而促成。大连能够成为很多跨国企业的外包中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大连目前快速的企业集聚，造成了人力资源供应的相对紧张，软件人才总量不足，需求远大于供给的矛盾很突出，这样也就抬高了运营成本。

　　“在今后的3～5年内，大连软件人才的缺口会达到10～15万。”面对欣欣向荣的大连软件行业，靳国卫表达出“幸福的烦恼”。
不仅如此，大连本地众多非外包企业也深受人才缺乏之苦。“公司留不住人，很多员工做到一定阶段，不是自己主动离开转向外包企业，就是被那些外包企业明里暗里挖走。”大连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庆玲说，大连的外资企业以及外包企业在待遇上都要高得多，还有很多培训和出国深造的机会，人往高处走，“容易造成公司内部人心思动”。

　　每次有外企入驻大连软件园，都会有大规模的招聘活动，每次也都会对公司的员工产生一定影响。阿波罗信息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维杰对大连的人员频繁流动，感到很无奈，但也是司空见惯。“软件企业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就是人。人才的流失，对软件企业是致命的损失。”

　　另外，中高级人才仍很短缺。靳国卫表示，如今大连软件外包正在走出简单的ITO（信息技术外包）模式，BPO（业务流程外包）逐渐成为主流，一些高附加值的外包业务如风险管理、金融分析等，已经进入大连，这需要有大量的系统分析师、架构设计师、高级工程师、项目经理以及软件管理方面的复合型人才，而目前大连的人才结构和数量还无法满足对这些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还有，人才缺口也导致企业开始在其他城市寻求设立分支机构，比如GE在长春、惠普在重庆、华信在北京等地都建设有相应的办事机构，这一方面也分流了在大连的投入。

　　“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大连软件产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靳国卫介绍了大连市政府以及全社会正在采取的办法和措施。

　　一是学校教育。大连目前有22所高校、5所软件学院基本上都设置有IT专业或软件专业，有在校大学生4万余人，每年毕业1万多，其中一半以上能留在大连工作；全市有40多所IT中专培养“IT蓝领”，每年可以毕业4000多人。

　　二是社会培训。目前有100多所职业培训机构，持续性地培养大量IT人才。大连斯马特公司就举办对外的CMMI培训班，将公司工程师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传授出去，既培养了人才，也为企业自身增加了收入。

　　三是IBT（企业定制）人才培养模式。以大连东软信息技术学院为例，学院与用人企业开设定制培养，选拔在校学生进入企业定制班学习，选定和企业业务相关的课程，同时由企业的技术人员对学院进行实用课程的传授，并配合企业的实际操作练习，学生在学校的学习过程中就能够了解企业的业务，顺利完成向企业员工的过渡，使之成为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大连华信也建设有类似的学院，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国内业务部副总经理张秋菊表示，这种定向、高效的培养模式已经成为大连IT企业极受欢迎的方式。

　　另外，还有面向高端人才的招聘活动。这几年，由市政府牵头组织、企业参与的招聘活动连续展开，不仅针对国内十几个城市和几十所大学，还在国外走了很多城市，进行大规模吸纳人才的工作。

　　“大连要成为国际化城市，就必须获取国际的顶尖人才。要想招到顶尖人才，还必须在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上多下功夫。”靳国卫表示，大连要不断打造硬环境和软环境，形成富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对人才产生一种集聚效应，形成“心往大连”的“人才流”。

资本市场期待活跃

　　如今，资本运作和IT行业结合紧密。但在大连，资本却好像未曾光临过。据不完全统计，上市的软件公司中，北京有48家，上海有10家，杭州有11家，广州有7家，南京有10家，西安也有2家，而大连却没有一家。上市企业的数量并不是衡量当地经济、产业发展的唯一指标，但却能表明该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的活跃程度。

　　不仅如此，在大连极少有利用风险投资的案例，也很少有企业并购的实例。在记者走访的方案商中，他们大多表示，风险投资和并购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

　　为此，大连市政府正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政策和推动办法。比如，建立贷款担保机制，改善中小型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以商业化运作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引入风险投资公司与企业对接；培育专业性的投资服务机构，鼓励一些龙头企业进行兼并和重组，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据了解，目前华信和海辉两大企业正在积极操作上市事宜。
　　
结束语

　　大连软件外包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限于以上所述，还包括比如房价持续攀升造成居住成本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以及某些政策缺乏连续性等。产业环境涉及方方面面，其形成非一日之功，也非短期内能改变，令人高兴的是，执政能力和效率早已得到公认的大连市政府，已经在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大连正越来越受到全球软件行业的瞩目。在那本曾经流行一时的《世界是平的》书中，作家弗里德曼把大连与硅谷、班加罗尔相提并论。如今，大连和北京被视为“中国软件外包之都”的最后角逐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大连能在这场PK中胜出吗？

《电脑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