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伯乐(中国)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朱敏在中国投资了上十个创业公司,其中多数集中在高科技和服务领域。2006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带他去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吃饭,小店里鲜美的野鱼让朱敏赞不绝口,他找到这家小店老板,“你想不想要投资?”一年以后,装修精致的卜家野鱼馆在杭州开设了三家分店且要求加盟者络绎不绝,每年为朱敏带来上百万利润,投资回报超过100%。“这其实是一个消费升级现象,这家餐馆蕴含着生态健康概念。”一位赛伯乐投资经理说。
听到这个评价,朱敏乐呵呵地说,“这个是玩儿的。”
空前关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对于活跃在中国的风险投资来说早已不再是“玩儿”的事情,根据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创业投资研究报告》,2007年第一季度IT行业在总的投资案例比例中继续下滑至50.7%,而去年同期的这一数据是66.7%。事实上,此刻盘旋在中国上空期待着陆的风险资本近200亿美元,有三百多家风险投资机构在寻找投资项目,IT公司的估值大幅度升高,这也自然导致更多资金自然向IT之外的行业流动。
“以前是互联网、宽带、无线这些东西。现在是创投开始谈杀猪宰羊(指双汇、小肥羊)。”智基创投陈友忠对《中国企业家》说。在不久前的第三届亚太投资峰会上,投资小肥羊被评为2006年最佳风险投资案例,而在清科评选出的2006最佳风投退出案例中,如家连锁酒店雀屏中选。过去,此类殊荣长期被 TMT行业的百度、盛大和分众们霸占。
“在中国针对消费者的传统的产业项目里,现在有很多的高利润,高成长的机会。”陈友忠说。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几乎所有人相信,未来中国将会出现国际性消费品牌。
“这一轮完全有可能在中国诞生世界性品牌。” NEA中国区首席代表、董事蒋晓冬就持此观念。“消费结构变化是最近几年本质的变化,国际上认为人均GDP达到两三千美元以后就是整个消费结构的变化。” 在他看来,“当中国的服务业占整个GDP的70%以后,类似美国UPS、GAP、Warmart的公司都会在中国出现。”
“VC赚钱的本质就是投资增长和变革。”蒋晓冬看到了变革中的大把机会。现在的问题是,VC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投资“消费品”OR“消费服务”
“现在很多海外的资本都很看中投资中国消费类的概念,我从高盛到3i以后一直在考虑中国哪些企业值得投资。餐饮行业没有看到过以前有任何投资,但整个行业的发展速度和行业的背景又是这么有利,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投资的机会。”3i集团亚太区副总裁王岱宗携手普凯以2500万美元入股小肥羊。王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当小肥羊公司表示不需要如此多资金时,王岱宗给对方建议,“可以拿一部分钱把部分加盟店收购回来”。
“看美国一百个上市公司里,中国可以类比的大概有30个,70个没有的是什么?你去看一下,就会给你很多启发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空白是朱敏投入巨资的依据,而几乎所有排名行业细分领域前五名的服装、餐饮、以及家居等消费品牌企业都在受到风险投资的疯狂追逐。当然,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
“过去找一个民营企业盈利三五千万很难,今天很容易,特别在消费领域这些行业。你是不是找某个年盈利5000万的制衣厂去投资?”IDG合伙人李建光自问自答,“那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太会做这种事情,也不屑于做这种事情。”面对中国消费主义浪潮兴起,他看到的机会是“怎么跳出某一个企业,某一个行业,真正地创造出更多附加价值”。比如“在消费成为新潮流的情况下,通过娱乐带动品牌,通过品牌再带动渠道,带动消费品。而不是去投资一个服装店。”他现在的投资兴趣点是娱乐领域。
“不是消费品,是消费服务。”朱敏持同样的观念,“消费品和服务是两码事。携程就是一个服务,如家就是一个服务,不是品。不是造一个东西卖给人,它是一个服务。”在他看来,中国消费的崛起机会首先不在于消费品本身,而是消费渠道和服务,“渠道带动消费,我和沈南鹏投的比较像。”
携程的成功相当程度依赖其庞大的呼叫中心。如今,呼叫中心已经成为投资者判断消费服务型企业规模的标准之一,“你做到600个席位规模的时候,公司基本就可以上市了。”蒋晓冬判断,而NEA所投资的红孩子也采取了携程模式的在线+电话服务。
不仅如此,蒋晓冬还与朱敏、沈南鹏联手在杭州投资了一家从事呼叫搜索业务模式的公司,这家名为中国绿线的公司从事基于互联网、电信、移 动三网合一的新型呼叫中心业务,蒋称其为“呼叫搜索”,“我认为中国的呼叫中心不应该走美国走过的路,美国的呼叫中心当年没有互联网,为什么中国不能把搜索和呼叫连在一起,把三网联在一起,做一个新一代的呼叫中心来呢?”朱敏说。
甜蜜与烦恼
凯雷是最早嗅到传统行业投资机会的投资者之一。“越深入了解就可以看到高增长,所谓传统行业在国内跟TMT的增长速度一样快,甚至更快。”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增长基金主管祖文萃说,而中国消费行业的高增长机会让凯雷如鱼得水,因为“凯雷在全球投最多的是所谓的传统行业,包括消费行业、能源、保健。”
凯雷在2005年投资安信地板,很快帮助安信推出其高端品牌,并进行了一系列收购,同时还帮助其进入美国的家装连锁销售渠道。
“我们能够提出那么多的建议,能够让卢总(安信总裁)觉得我们说的很像内行说出来的建议,是因为我们在美国投过一个比较大的综合地板公司,经验马上就可以放在这个公司里面来。” 祖文萃解释。凯雷在全球投资了200多家各种领域的公司,这些行业经验在凯雷内部网络上能够迅速被共享,这使得凯雷的投资人“有很深的行业支持和经验”。
祖文萃和他的团队拥有凯雷集团在传统行业的资源帮助,但是对于大部分长期置身高科技行业的VC来说,投资传统行业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是信息渠道的阻隔。IT行业大都聚集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以2006年为例,仅北京和上海两地就已经吸纳了所有风险投资金额的三分之二。
“传统行业的领域是分散在中国各地。”这让陈友忠大感头痛,“以前人脉多多少少可以掌握,通过聚会什么的,现在突然要跑去安徽看生物柴油,去山西看一个矿产。”
而据联想投资总经理陈浩介绍,“VC本身就是看得多投得少,我们每年看600—800个项目,投10个,顶多投10个。”传统企业区域分散的特点无疑增加了投资成本和难度,联想的解决之道是“比如通过中介、投行,包括跟各个地方的开发区、一些工业区。这种企业往往有这种特征,有些政府支持、扶持基金,可以去顺着这个渠道往下摸。”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随之而来。前些年低调潜行、从不抛头露面的风险投资家们开始粉墨登场频频亮相电视或者平面媒体。有一次朱敏到萧山考察一家企业,对方看到他后说,“昨天晚上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你,你这个就可信了。”而另一次他到家乡寻找投资机会,当地领导的话却让他哭笑不得,“哦,你又来骗我们了。以前很多人来说搞早期创业企业,结果骗了我们很多钱。”
即使拥有了知名度,风险投资还是会被诸多传统行业的创业者无情拒绝,中国互联网行业与风险投资的顺利对接是因为大量创业者的留学背景。而在传统行业,投资者面对的是一群四五十岁的企业家,“很多没有出国经验,不会讲英文,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华尔街、开曼群岛。”同时,中国大量传统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家族式的大家长也普遍不愿接受投资人所要求的财务管理以及职业化人才引进。
“这不是问题,是个现实。”蒋晓冬说,“现实就这样,要么去学,要么就不学。如果不去学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很大。”
“学会与传统企业沟通是他们必须补上的一课。”从事风险投资人力资源管理的eliot-elixir公司合伙人张璐说,而“另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从传统行业发掘人才充实到创投行业来,这也正在成为趋势。”
告别“两头在外”
“传统产业里很多人没有国际经营,这些项目的特征是服务一个很本土的顾客群。可能提出来的商业计划书全部是中文的,所熟悉的环境是中国式的。” 陈友忠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未来是到国内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投资者也是一个生死交关的调整。”
在内地上市的需求不仅符合大量传统企业的习惯,而且随着国内资本市场全流通的实现以及A股市场的高市盈率和流动性增强,风险资本在A股市场的退出路径也日趋成熟。本土的融资环境在改善,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也在试点和完善关于创投的立法。与此同时,外汇管理局的75号文以及商务部的10号文的发布,对于创投的境外股权设置等安排却越来越趋于严厉和限制。
“以前说是两头在外,钱从外面来,要到外面去,这个一定会在未来的三年到五年有根本的改变。”陈浩判断。
适度的泡沫?
200亿美元渴望在“中国制造”向“中国消费”或者“中国服务”升级的过程中升值。但是,“中国目前的市场,对创业者来说拿大钱太容易,绝对不是好事,创业者往往忽悠了别人,也忽悠了自己。”李建光指出。
风险投资曾经助长了中国互联网上许多急功近利的行为,上市文化、流氓软件、不计成本的跑马圈地⋯⋯风险投资的大量进入传统行业,是否同样会给传统行业注入过多的肾上腺素?
陈浩同样意识到风险所在。“不能给过多的钱,给予过多的钱一定会有泡沫,一定会有浮躁,动作变形或者怎么样。”事实上,陈浩也已经在融到很多钱的企业里面看到了这种失误和问题。
祖文萃说,“大家想起泡沫就是六七年以前的互联网跟通讯,中国现在的情况和那时不一样,那时的泡沫是无形的东西创造的,这是虚的。现在不管是地板和石油的钻井都是实际的东西,都是有人会用和买的。”
陈浩则淡淡地评价,“这有点像喝啤酒,应该是有点泡沫,但是不能太多,这是一个度的问题。”
《中国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