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是非常大的经济体，尽管遵循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是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应该相互借鉴对方好的经验。”4月15日，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琪女士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印发展经验研究北京工作会议”上表示。

会议发布了印度发展经验研究报告，该报告是由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承担的亚洲开发银行“中印发展经验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报告涵盖教育、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以及金融改革等诸多领域。

中印互问发展之道

中国已经连续5年经济增速超过10%，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而作为中国的邻居，印度最近五年来，经济平均增长达到了8.5%，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办公室”。

“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之间，近年来也发展了日趋紧密的经贸关系。

中印两国的领导人，也都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趋势。据财政部部长助理张通介绍，“中印发展经验研究”便直接缘自两国政府高层的授意与推动。

中印发展经验研究项目中方负责人、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宁骚表示，“项目有很强的政策可操作性，落脚点是为两国政府进一步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在中印双方各自选择的四个希望借鉴对方经验的领域中，中国选定的领域为教育(重点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服务业(重点是IT产业)、私营企业发展以及金融部门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而印方选择的领域则为制造业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市场改革、基础设施以及国有企业改革。

近年来，印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迅速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少数几个进入国际产业链高端的特殊例子，并吸引了近邻中国的关注。

2007财年，印度IT市场规模为478亿美元，其中，国内市场159亿美元，出口319亿美元。其软件与服务业出口，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

政策推动不在于优惠政策多少

此前，有舆论认为，印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有“偶然”的原因，比如英语是其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工作语言，印度工程师较低标准的工资薪酬、印度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科院校比较发达等。

但“中印发展经验研究”中方专家组认为，印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印度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颁布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并大力推进是密不可分的。

在《选择先于禀赋——印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经验》的报告中，专家组成员姜奇平教授介绍，被称作“亚洲的硅谷”的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在印度只是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邦，该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禀赋条件差的情况下，卡纳塔克邦对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给予大量优惠政策，还创新性地采取了两个战略措施：一是主要从美国硅谷企业承接软件开发合同，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二是建造班加罗尔电子城，而没有等待印度整体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

除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之外，印度中央政府层面也推出了一系列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发挥竞争优势的政策，终令班加罗尔一跃而成为印度信息产业的领军之地。

姜奇平表示，“政府的推动不在于多少条优惠政策，其推动作用体现在当财政部门代表国家利益平衡各个部门的减税要求上，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软件和信息服务部门的要求而拒绝了其他非重点发展部门的要求。”

而在投融资领域，印度政府鼓励风险投资体制的建立。政府资本积极参与风险投资，政府发起多个准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创新，后改为官助民营的风险投资模式，政府主要提供间接模式。

“这是印度有别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重要之点。印度没有实行日本和韩国的主银行制，而是选择了更加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做法，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催生出国际级的大企业的产生。”姜奇平称。

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几年中，也采取了政策推动型战略，但专家组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在两个方面还有较大的欠缺：

其一，中国政府也给予了国内的软件企业以扶持，出台了众多的政策。这些政策，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软件企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部分国内软件企业规避国外强大竞争对手的护身符。国家对于信息产业的保护和支持，其方法和方式都存在着问题，扭曲了软件及信息产业的发展环境。

其二，中国先后出台了多个软件支持政策，互相都是补充、修正和替代的关系，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并且由于各部委的配套文件相对独立，很难对政策进行清楚的解读。甚至出现了软件优惠政策被一些软件企业利用来从事房地产投机的现象，反映了政策不配套的消极后果。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