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能改变一座城市! 1998年,任大连市副市长刚刚踏入第二个年头的夏德仁,陪同当时的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在一片荒地上为大连软件园选址奠基,迈开大连软件之旅第一步。 在足球、旅游和港口的三度辉煌后,经济学功底扎实的“博导”市长夏德仁花了十年时间为大连添上了“软件”这道新的光环。如今,大连已被誉为“中国的班加罗尔”,温家宝总理更指示“大连软件要争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 近日,夏德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述了大连软件外包与自主创新之路。 软件外包撬动经济转型 《中国经营报》:多年来你一直非常重视大连产业结构的调整,以软件和信息产业带动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与其他地方政府工业拉动GDP的做法有明显的差别,为什么? 夏德仁:传统产业工业增加值每年大概都是20%左右的增长。但高新技术产业每年都是30%以上的增长,软件产业去年销售收入215亿元,增长45%,出口增长将近50%。今年我们预计软件销售收入将突破300亿元,出口超过10亿美元。 照这样的发展速度,新兴产业占比会越来越大,意味着经济结构会是一个轻型经济结构,它不仅在产业形态上发挥智力作用,更重要的是对环境影响是非常正面的,最能够与大连这样一个环保、旅游城市相吻合。高新产业的投入主要是人才和智力投入,只有一些电力消耗和一点点计算机的消耗,基本上没有污染,产出的增加值很高。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的商业模式有了很大的变革。全球服务外包的增长速度,现在是7%~8%,最高达到10%,全球GDP的平均增长4%、5%,前者大约是后者的2倍。这个产业增速这么高,对环境又有好处,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所以十年来我们才大力加以发展。 《中国经营报》:大连软件业还有哪些挑战和困难? 夏德仁:最大的挑战还是人才短缺。大连有22所大学,有不少培训机构,这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我们没有想到软件产业10年来发展这么快,现在国外的软件外包订单太多,跨国公司要求扩大规模,但人才供应跟不上来,成为制约大连软件产业最大的因素。 再有就是我们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仍然不多,与微软、IBM这些公司比较,我们差距很大。从软件和服务外包的竞争来说,大连企业和印度班加罗尔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有差距。只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出来,才能把大连软件产业最终做大做强。 《中国经营报》:关于软件外包和自主创新的关系,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有不同看法。政策扶持主要集中在自主创新而非软件外包。但近几年来,大连以软件外包为起点,不断逼近自主创新,你如何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 夏德仁:从产业角度和大连实际情况来看,封闭起来搞自主创新是最要不得的。大连的研发能力,不仅不如美国、欧洲和日本,也不如北京和上海,应该有一个开放的产业格局。先引进技术和国外大公司,借此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在做外包的基础之上消化吸收再创新,最后来解决自主创新。 可以说,大连是走了一条“迂回式”的自主创新之路。10年以来这条路走得非常好。现在大连有七八万家软件公司,他们知道怎么按照国际标准和流程来做,如果搞封闭的自主创新,那什么都不会干起来。 《中国经营报》:这种引进外资、“迂回式”的自主创新模式何时能更关注国内市场?它可以在其他城市推广吗? 夏德仁:1998年我刚当副市长时就注意到,大学里许多小企业做公司的财务软件,普遍遇到三个问题:一是软件生产出来之后卖得非常便宜;二是相互拖欠,企业先使用了却不给钱,拖来拖去企业垮了;还有一个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新产品出来之后,一夜之间就拷贝得到处都是,一下子把你的产品打垮了。 于是我们规划软件产业的时候,受到东软刘积仁老师启发,最后决定大连的软件产品就是面向日本出口。因为国际市场需求量大、信誉好。我统计了一下,1998年一年日本需要从外面进口100多亿美元的软件,从亚洲进口不到10亿美元,其他都来自欧美,这意味着我们还有90%的空间,所以我们牢牢把握住了国际市场机会,从出口几千万元到现在的7亿美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市场逐渐扩大了,法制不断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好了,下一步我将会把国内市场所有的平台用起来。 这种发展模式,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一种选择,那就是要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才能站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