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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轮全球金融危机，让浙江分外警醒。
今年一季度末，浙江GDP增长3.4%，排名全国靠后。再放宽视野，2001年至2008年浙江经济增速从全国第六位跌落到第22位。浙江工业增速自2004年6月至今持续55个月下滑，这是浙江近年来的罕见低谷。
“浙江经济8年来的持续深度回落，在国内经济竞争中呈现明显颓势。”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对记者说。
如何摆脱这一颓势，浙江省全省上下、政商两界都在思考，是继续“补课”重化工还是直接上服务业，两种思路在浙江都有激烈的粉丝和反对者。
上马重化工吗？浙江在2003年的中国一轮重化工热潮中，已经落后了，现在重上重化工，诸多条件都似乎不许可；浙江人均GDP已经超越6000美元，如果按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经验，该是发展服务业的阶段了，跨过重化工直接跳到服务业，浙江能成功吗？
浙江经济这轮趋势性下滑，不是大起之后的合理回落，而是产业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之下的收缩性调整；不是发展水平提高之后的合理增长格局，而是宏观环境约束之下的增长乏力。
浙江已经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
这一抉择，将事关中国市场化进程第一方阵的格局，浙江省5200万人在思考，其他与它怀着差不多有同样命运的省市也在关注浙江的抉择。
重化工和服务业之争？
浙江有关产业结构重构的议论再起。
6月3日，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省发改委负责起草的汽车、船舶、钢铁、石化4大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以通过产业基地和重工业园区带动产业结构调整。
浙江省在产业升级路径争论，最早可以上溯到2005年，期间“吴敬琏模式”影响甚广。他告诫浙江“不要走传统工业化路子、不要搞重化工”，“集中把轻纺工业做大做强就成”，“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思路。
吴敬琏的告诫，对浙江产业升级路子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
“‘吴敬琏模式’不如‘1+4’符合浙江省情”。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凌云近日在参加“浙江省纺织工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论坛”时表示，关于浙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目前尚存不同观点。吴敬琏思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完全吻合浙江的现状。
凌云所谓“1+4“模式，即改造提升传统优势行业，如纺织、皮革等10个门类，而“4”则是四个新的增量，如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先进临港工业及服务业等。
“要想给浙江来个准确的定位，需要明确它的优势所在。”凌云说，浙江目前有四个优势——经过大风浪的一批企业家、庞大的自由资金、深水良港、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他建议把这四个优势好好利用，不能浪费。
然而，与上述思路看起来颇不同的是，5月27日浙江省政府召开服务业发展座谈会，该省常务副省长陈敏尔表示，加快发展服务业既事关“保稳”，也事关“促调”；既事关发展，也事关民生；既事关投资，更事关消费，各地要为发展服务业创造良好环境。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黄勇表示，2008年浙江人均GDP已达6078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经验，此时伴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产业分工的深化，经济结构将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
自去年9月起，浙江省政府就先后出台《浙江省服务业发展规划(2008-2012年)》、《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鼓励扶持生产性服务业及消费性服务业增长。
“加快发展服务业，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会转型的新支撑”。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2008年9月就提出，将服务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积极推进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建立浙江现代产业体系。
这是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以来，浙江公布的第一份产业发展纲要。
杭州市市长蔡奇就此表示，当前杭州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步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力争到2015年，将杭州打造成一流的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交付中心、国内领先的软件外包开发中心和中小企业的托管应用管理中心。
但在浙江政府、学界，对于优先发展服务业一直存在争论。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对本报说，浙江高层称发展服务业与装备重工业不矛盾，但在浙江学界甚至地方政府内部达成共识“需要一个过程”。
“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肯定会发展，因为制造业是现代工业的基石。”他表示，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具有自身规律，这是一种民间的、市场的、微观的发展衍进过程。而政府部门可以针对某一产业出台扶持政策，行政主导优先本身无可厚非。
“产业结构调整稍有不慎，就有产业空洞化之虞”。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柳博隽分析，人均GDP6000美元阶段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发展之坎”，成功跨过者迅速步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但驻足不前甚至倒退者也不鲜见。
以阿根廷为例，这个能源矿产及农产品都极为丰富的国家在1990年代曾因其经济快速增长，被称为“阿根廷奇迹”，但到2002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阿根廷政府一直对经济生活进行强有力干预，一大批国有企业分布在主要领域，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20％。但许多企业长期亏损严重，从而未能完成工业化。为了扶持制造业，政府采取了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而保护的成本也非常高。
同时，阿根廷人超前消费意识强烈，因此其储蓄率难以提高。以1998年与韩国对比为例，两国的储蓄率分别为17.4%、33.8%；人均GDP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人均消费分别为7818美元、6695美元，前者的金融稳定性远不及韩国。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从而引发了债务危机，到2004年GDP反降为3650美元。
据此分析，目前同样未完成工业化的浙江，至少可以从阿根廷经济兴衰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适度和有效；在发挥三次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工业。
错失重化工时机？
作为浙江先进制造业的组成部分，重化工业令浙江人欲说还休。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我国经济成为投资型、出口型经济，造成整个经济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比较强。而受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发展影响，导致钢铁、水泥等多个重化工产业相继进入新一轮投资热周期。
2003年以来，随着“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弱化，土地、劳动力和生态环境等要素价格开始进入长期上涨通道，以廉价要素供给为特征的基本经济格局逐步发生重大转变。当时，浙江以低、小、散、加为特色的中小型民营经济也面临发展瓶颈。
为了缓解区域内严重的缺电、缺水等状况，浙江省政府当时推出了“五大百亿”工程，包括百亿基础设施建设、百亿信息化建设、百亿科教文卫体建设、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和百亿帮扶致富建设等。浙江日报当时称，“五大百亿工程不是硬邦邦冷冰冰的钢筋水泥，而是饱含着民生理念，充满着人性关怀的发展平台”。
然而，浙江政府层面并未着手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入WTO后迅速打开的国际市场，反而利好浙江轻加工产业迅猛发展，形成对出口的高度依赖。
数据显示，1999年浙江出口额占GDP的19.6%，2007年达52.3%，上升32.7个百分点，2008年仍高达49.9%。一旦出口受阻，浙江经济就会产生较大问题。
更为致命的是，浙江企业形成了对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产业结构变动较慢，产业层次长期低于全国。1985年，浙江纺织服装皮毛羽绒行业的产值比重为27.3%，高出全国8.9个百分点。到2008年，该产值份额高达21.3%，高出全国12.8个百分点。
而浙江新兴行业投资长期低迷。以电气电子行业为例，1985年该行业产值份额为12.3%，2008年只有14.5%，而全国同类数据分别为8.8%与17.0%。
如今，江苏、上海、山东等地领先行业都实现了从轻工纺织向电子、机械、化工等转型，惟有浙江仍以这个浙江人自诩的“母亲产业”领衔。
浙商素以精明、执着著称，但卓勇良认为这群聪明人也有失策之处——纺织业进入门槛低，当依靠内部交易成本最低的产业集群优势打遍国内无敌手之后，草根浙商抓住中国入世及鼓励出口的时机，采取了以市场调整为主的策略，赚取菲薄的OEM利润。这种路径依赖直接导致结构创新严重不足（如图1）。
“甚至在IT行业，一些企业家也失之保守，没有担当起技术创新领头羊。”卓勇良曾对杭州5家IT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它们长期持有巨额现金，流动性过剩。例如浙大网新2000年持有2.5亿元现金，占所有者权益的46.2%，至2007年达10.8亿元，占所有者权益的70.2%。间接反映了创新不足的严重问题。
按照卓勇良的说法，民企一方面在轻纺工业上投资饱和，另一方面在重化工领域无从找到投资机会，资本的逐利天性使得原本从事制造业的众多浙商纷纷加入炒股、炒期货以及在国内各地炒煤、炒房等热潮中。
进一步分析可见，浙江民资对省内传统工业投资意愿减弱。2004年起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导致部分项目难以落地实施，到2007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利润率，已经由2000年前后的全国前3位下降至全国第14位。
浙江民企投资高端制造业的比例同样堪忧。今年前4月，浙江国有投资增长30.9％，非国有投资增长3.4％。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仅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保持增幅，其他4个行业投资均现下降。
“浙江民营经济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口，创新发展模式已是当务之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广胜公开表示，多年来浙江经济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换取了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主要靠“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实现了企业市场空间的拓展，但这条路已越走越窄。
卓勇良说，国内外宏观环境趋紧，浙江民企的路径依赖以及投资不足等因素，都导致浙江经济持续深度回落。而以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有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浙江社科院研究员谷迎春指出，浙江已经失去发展重化工业的黄金时代。
据分析，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GDP的实际增长率从10.0%一路升到13.0%。2008年，我国经济新一轮较快增长行情暂告停歇，而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焦炭、化学纤维、塑料、电解铝、汽车等重化工业产品全面过剩，其增长率都从两位数降到了一位数甚至负数，导致未来重化工业的需求和产量都将步入下行周期。
从1999年4月到2008年9月的九年半时间内，重工业增速一直高于轻工业增速。由于重化工业泡沫的破灭，从2008年10月开始，重工业增速才低于轻工业增速。
而且，浙江在重化工业发展上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例如资源条件较差，省内缺煤少铁无油；基础较差，不仅重化工业比重较低，还缺少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的重化工业骨干企业。尽管浙江具有天然良港和非常好的陆域资源，临港重化工业却进展有限。
“我认为浙江不适合上马重化工。”谷迎春说。
服务业“苹果熟了”？
在错失重化工之下，浙江省的一些地市已经在服务业上发展得有声有色。杭州就是。
杭州服务业的重要推手是市长蔡奇。
“杭州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工厂，还要成为世界的办公室。”6月5日，杭州市市长蔡奇在新加坡杭州科技园开园仪式上致辞说，杭州将积极承接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其目标是打造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
蔡奇说，当前杭州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正步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争取到2015年，将杭州打造成一流的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交付中心、国内领先的软件外包开发中心和中小企业的托管应用管理中心。
近年来，杭州与宁波、温州乃至义乌等地关于长三角南翼金融中心，打造所谓“浙商总部经济”的争夺战，趋于白热化。2008年11月，杭州出台《杭州市2008-2015年现代产业体系分类及发展导向》，明确产业发展“三级跳”战略，“力争跳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率先迈入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
但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深入，一季度杭州工业、出口、财政收入和投资等同比大幅下降，工业经济出现负增长，企业大面积亏损。
对此，蔡奇多次表态要痛下决心背水一战，主攻工业、决战工业、稳定工业。同时，要确保70％的财政支持用于工业项目，加快汽车、新能源等工业园区建设，并协助解决好投融资及项目建设等问题。
到5月底，杭州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购进价格环比均上涨0.1%，35个行业大类中有22个行业月度生产增幅实现正增长，占62.9%，比4月增加6个。从目前数据看，杭州工业经济已出现止跌回升迹象。
不过，这并不表明杭州市政府改变了产业发展战略。最近杭州为了扶持金融服务业，又出台了税费优惠、用地优惠等多项优惠政策。蔡奇认为，工业兴市与服务业优先并不矛盾，通过承接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向杭州转移，可促进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头攀升。
据了解，杭州年内计划引入30家世界500强企业及知名跨国公司入驻楼宇，培育50家世界500强企业或知名跨国公司为潜在客户。
而在这轮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绍兴，当地政府则率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工业企业分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我们规定，工业企业转型服务业，土地不需招拍挂，并返还60%补交出让金，这种力度在全省也少见。”绍兴市发改委主任助理王辉说。
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浙江省(不含宁波)有600多家工业企业实施了分离发展服务业，当年产生各项地方税超过7亿元。而该省制造企业面广量大，去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万多亿元。这其中，有不少是物流、研发、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企业创造的。
对于浙江目前的产业结构能否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并不乐观。
“浙江只在‘一个半’产业发展上有突破。”赵伟对本报记者说，近年来浙江仅在传统制造业和三产中之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行业取得成效，但三产主体产业的金融、电信、通讯等领域的产权改革进展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农地制度、金融体制等都需要改革。
他说，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早期制造业在产值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持续攀升；晚期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产值与就业比重迅速超过“二产”，达到55％-78％的阈值区间，最终呈现出3>2>1的产业结构。
赵伟认为，中国30年间的产业结构演进主基调属于“二产化”加“非农化”，截至2008年依然为2>3>1的结构特征（其中，浙江省三次产业结构为5.1∶53.9∶41.0）。但近年来“三产”增速明显加快，这意味着产业结构演进的“二产化”高潮正在过去，而工业化进程的重头产业正在发生转换，已经或者即将掀起“三产化”浪潮（如图3）。
但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柳博隽认为，浙江面临科技创新不强和高端要素不足的重大挑战。上世纪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的一个大背景，在于他们均注重科技的促进作用，如日本、韩国等等，都提出了“技术立国”导向。
“众所周知，浙江更多依靠资本与劳动要素投入的数量性扩张，缺乏建立在科技革命基础上的技术积累和产品创新。”柳博隽说。
柳认为，浙江跳过重化工阶段直接上服务业的话，浙江必须弥补前一轮技术革命的差距和追赶新一轮技术革命，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
服务业大计划
服务业是否就是浙江的华山一条路？但不管怎么说，浙江发展服务业的决心越来越大。
“加快发展服务业，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会转型的新支撑。”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2008年9月就提出，将服务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积极推进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建立浙江现代产业体系。
彼时，中共浙江省委出台“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的文件提出，紧贴工业转型升级需求，大力发展物流、金融、科技、信息、文化和商务服务等产业，使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5%左右。
一个月后，《浙江省服务业发展规划(2008-2012年)》进一步提出，到2012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7%，年均增长12%以上；杭甬温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达到58%、53%、54%左右，其他城市产业结构向“三、二、一”型加速转变。到202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5%，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这是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以来，浙江公布的第一份产业发展纲要。
该《规划》提出，紧紧围绕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引擎”战略，确定十大重点行业，分别为现代商贸、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旅游、文化服务、房地产及社区服务业。加快发展软件开发等服务贸易，并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同样在10月份，浙江省委省政府高调举行全省服务业工作会议，并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释出包括三大部分16条具体政策的“大礼包”。
在对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激励上，主要通过财政手段体现。比如，市、县营业税比上年增收上交部分全部返还，不再上缴营业税总额的20%。如果按前3年市、县营业税增长口径计算，未来5年，市、县地方财政将多留下约110亿元。
又如，省级金融保险业营业税按收入来源市、县进行划分，对其当年收入比上年增收部分，给予市、县20%的奖励。按前3年增长口径计算，未来5年，各市、县地方财政能多留50亿元。
在对企业激励上，主要从市场准入、金融支持、用地保障、要素价格和收费、财政扶持、税费优惠等6个方面取得突破。例如，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非禁即入”，一般性服务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可降至3万元；逐步提高服务业用地比例，中心城市市区企业“退二进三”，符合规划、整体搬迁的，可获得一定补助；从税费减免优惠到水、电、气等要素价格下调等等。
同时，浙江还规划在全省首批建设30-50个服务业集聚区，重点发展金融、软件、文创、物流、商业特色街等项目。
2008年，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达8811亿元以上，居全国第四，比上年增长11.8%，比同期全省GDP的增幅高1.7个百分点。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的60％以上来自服务业，义乌甚至达到了80％。
今年3月，浙江省编制确定128个服务业年度投项，总投资额达1541亿元。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服务业投资845亿元，同比增长16.7%，占限额以上投资比重为54.9%，成为拉动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浙江高层尤其重视这个‘新引擎’。”一位曾参与制订浙江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官员向本报说，赵洪祝明确到2012年本届党委政府任期末，浙江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展，服务业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近日，浙江省发改委、经贸委、国税局、财政厅等相关部门就制定出台《推进企业分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实施意见》进行商议，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全面实施，或将对区域生产性服务体系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浙江决策层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决心——虽然截至今日，国内尚无跳过重工业直接转型服务业的范例。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浙江省一名参与决策咨询的专家评价说，转型服务业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在任何一个十字路口转个弯，就可能失去方向，甚至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但是，如果不跑，则意味着永远没有当冠军的机会。
两条道路共存
仿佛是平衡风险，能够看出，浙江省在产业升级上，还是做了一个“投资组合”。那就是除了发展服务业，重化工业也没有放弃。
2006年初，浙江“十一五”方案选择了“轻工业—重工业—装备制造业—后工业服务业”的升级路径，明确优先发展石化、机械等产业。
其实，浙江省政府近年来针对包括重化工和装备制造业等产业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早在2004年，浙江就出台《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若干意见》，确定省重点培育的26家大企业集团名单。
“如果缺少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支撑，生产型服务业不可能提升。”浙江省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朱李鸣对记者说。他曾参与浙江“十五”、“十一五”规划制订，近期正领衔展开“十二五”规划调研。他建议，应重点发展以精密机械、装备、高科技、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为主体的先进制造业。
对重化工业的发展，浙江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金德水在2008年6月份曾经亲自撰文称，“浙江将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
金德水预计，到2010年浙江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4000亿元，占全省工业的35%以上，年均增长20%以上；培育100家大企业大集团以及至少10个国际一流的产业集群，力争成为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由于金德水分管浙江工业、外贸等产业，该信息引起政商两界的广泛关注。
今年2月，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将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先进临港工业等主导产业，预计到2012年其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26%、32%和10%以上，初步形成与下游化工产业协调发展的临港石化产业体系。
如果顺利完成这项计划，浙江将彻底告别原来以低端产业、低附加值产品、低层次技术、低价格竞争为主的工业发展路子。为此，这份总计达“32条”的文件还提出，将实施包括税费减免在内的12项政策措施，力争使浙江省工业转型升级走在全国前列。
6月3日，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汽车、船舶、钢铁、石化4大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以通过产业基地和重工业园区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据悉，前四个月浙江省增量贷款已达4200亿，年内还将筹措数千亿倾斜投向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项目上。
“浙江是工业主导型经济，帮助企业开拓市场是当前首要任务。”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厉志海也表示，浙江政府将加大引进中央大型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多个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浙江经济保增长的目标。
6月9日，浙江150多家能源装备企业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相约杭州，就产品采购、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洽谈对接。厉志海在现场透露，新近起草的《浙江省装备制造业振兴规划》，将通过自主开发和引进技术，“建立较完整的核电装备制造体系，实现核电装备自主化，带动装备制造业战略升级”。
该规划提出，力争到2012年全省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350兆瓦，其中光伏发电50兆瓦，风力发电300兆瓦；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地源(水源)热泵空调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年产沼气1亿立方米，实现新能源消费量占全省总量的1%以上。
本报独家获悉，浙江省有关部门正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着手制定“浙江12大重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谋划配套的产业投资项目向社会推出，引导企业投资。
这些尚未定论的“先进制造业”规划大致包括：钢铁、汽车、船舶、石化、医药、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建材、电子信息、新能源等。
另据了解，浙江省发改委近日已启动产业核心竞争力再造研究，该项目将列入浙江“十二五”规划。
在发展重化工业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浙江轻易放掉轻纺工业。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志宏对本报说，“发展重化工业，这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必然趋势，但发展重化工业不可能完全放弃原来的轻纺产业。产业调整升级的路径有多种选择，有必要选择加快发展重化工业，也必须加大力度改造传统产业。传统轻工产品多为生活必需品，在市场消费中表现出一定的刚性需求。”
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中，浙江省轻纺工业表现出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数据显示，4月份，浙江规模以上企业中的纺织、服装和化纤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3%、3.2%和15.8%，而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仍然分别下降7.1%和4.0%。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19.5%，其中，轻工业出口同比下降10.1%，而重工业出口同比下降30.1%，轻工业出口交货值下降明显低于重工业的降幅。
徐志宏说，目前浙江全省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工业产业集群600多个，这些产业集群短期内不可能大量转移，地方政府应该加快建立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为现有产业集群加快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科技创新等方面提供服务，促进传统产业集群加快向现代制造业基地转变。
但是在轻纺工业的发展路径上，浙江省出现了一个微妙的转向——“伴虎”。
2008年11月，绍兴县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收购精功控股所持轻纺城9680万股(占总股本的15.64%)。自此，民企精功集团在控股轻纺城6年之后，退为第二大股东。
“民营企业要抓紧‘伴虎’。”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对记者说，今年“两会”期间，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参加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曾为浙江经济支招——浙江民营经济很发达，但缺少大型国企和央企。“浙江光养‘鱼’和‘狼’不行，也要养几头‘老虎’出来”。
今年3月，张金如率领绍兴44家民营企业、180个合作项目进京，面向近百家央企招商，规划总投资520亿元。当场签订15个项目，直接引资近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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