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出口额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今年前5个月全国外贸出口速度更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深入分析，在出口普遍下降的大局面下，我们发现一些行业出口仍然顽强地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比较突出的是，去年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为62.5亿美元，同比增长43.9%，咨询服务出口181.4亿美元，同比增长56.6%.从大连的一季度外贸出口来看，出口额下降了11.8%，但软件和服务外包却逆势而上增长了31.2%.尽管软件和服务外包行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不大，但是，它却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危机孕育着服务外包大发展的新机遇

危机以来，许多跨国公司削减了IT方面的开支，IT生产制造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无疑，软件和服务外包行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从笔者近期到日本、印度调研和访问的结果看，真切地感觉到，这次金融危机中孕育着国际新型产业的大转移，或者说，这次金融危机将会促进、加速国际新型产业的转移。例如，在金融危机中大受创伤的美国花旗集团，为了降低成本，日本总部已经决定要把在日本的3000个工作岗位先转移1000个到大连，在大连的花旗后台处理中心即将增加到1000个席位。国际著名的外包公司简柏特集团在大连已经拥有3000个席位的基础上，正在商谈建设第二幢可以容纳3000个席位的大楼。IBM在过去的5年中在印度的外包规模已经超过5万人，其亚洲区负责人表示，今明年要把大连IBM的3500个席位扩展到1万个席位以上。

未来的5年中，预计美国将会有480万软件和服务外包岗位要转移出去，危机前，美国的媒体和议员阻挠，现在危机出现了，美国公司的业务不外包出去就没有活路；欧盟和英国至少将有100万个工作岗位需要外包出去，而日本因为成本等原因也至少将20万个工作岗位外包出去。据麦肯锡研究，服务外包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到2010年将会达到6000亿美元。因此，IT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在全球财富居前1000位公司中，有95%的公司都采取了离岸外包”。

可以预期，继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后，软件和服务外包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不可避免。印度、菲律宾等正举全国之力立志成为“世界办公室”。

二、在危机中大力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要意义

首先，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可以促进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一般贸易次之，而服务贸易尽管增长很快，但是比重较低。2008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7.2万亿美元，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3044.5亿美元，虽然位居世界第五，但是占比只有4%多一点。我国2008年的对外贸易进出口额25616.3亿美元，服务贸易额占比11%，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额1464.5亿美元，占比10%.差距就是潜力。在没有危机的时候，依靠传统贸易也许还可以，但是，危机当头，传统贸易严重滑坡，就必须另辟蹊径，否则，很难摆脱困境。因此，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可以提高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在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可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逐渐转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

其次，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可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其中，解决2008、2009年毕业的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尤其严峻。服务外包是一个劳动加智力密集型的产业。服务外包公司的规模大小不是以拥有多少资产而是以使用多少人员为标准的，这个行业不需要大量的投资就可以大量地吸纳经过专门培训或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员。同时，服务外包的就业还具有带动作用，有专家测算，一个服务外包人员可以带动与其相关行业5个工作岗位的出现。因此，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可以成为大批量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渠道。

最后，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可以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压力。目前，由于各种原因，原有的粗放、高能耗和污染的产业还无法一时放弃，在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找到或还没有培育出新的替代产业，保证地方的财税和就业，调整产业结构、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很大。服务外包产业没有污染问题、没有高能耗问题、没有大量占用土地问题，更没有破坏环境问题。还可以带来丰厚的税源。据测算，我国制造业的毛利率为4%―5%，工人的工资一般都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下，而服务外包的毛利率在15%―20%，外包工作人员的收入第二年就会进入个人所得税起征范围，所以服务外包行业是一个提供丰厚税源的产业。可以说，服务外包是一个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型产业。

三、我国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承接服务外包的基础和能力

自本世纪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服务外包的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已经把服务外包作为调整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引进外资水平和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的内容之一。同时，从事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和人才培养的机构加速发展，已经初步积累了大规模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基础和能力。

首先，我国已经拥有了规模比较庞大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2008年，我国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了7500亿元，而且近几年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的水平上。其中2008年软件及服务出口达到了142亿美元。从事这一产业的人员已经达到了180万人。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万家，超过千人的已经达到数百家，销售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企业已经超过40家，1亿元以上的达到521家，已经获得CMM5认证的公司超过43家。从事的业务范围从软件产品开发、软件技术服务、软件测试到ITO、BPO、KTO等等，几乎涵盖这一产业的方方面面。

其次，我国已经基本形成软件和信息服务特别是服务外包的人才培养体系。近十年来，我国对于大力培养软件和服务外包人才形成了很好的共识和氛围。目前已经有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和35所示范性职业软件学院，1000多所大学开设了软件、服务外包等相关的专业，加上许多社会培训机构和软件公司自己进行培训的部门，每年培养和培训的学员至少在50万人以上。

再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服务外包的政策支持和产业保护的法规框架。从2000年开始，以《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为起点，我国就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给予了政策鼓励和支持，此后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许许多多的各类政策措施，大力鼓励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批复了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制定的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措施，批准北京等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在20个试点城市实行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加快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最后，我国建立符合国际标准并还在不断发展的服务外包基地。近十年来，我国已经有几十个城市建设了上百个软件和服务外包园区，大体上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由地方市和区政府出资建设，然后招引软件和信息服务公司入驻，例如南京、无锡等；二是由政府支持、民营企业出资建设，由政府和民营企业共同招引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入驻，例如大连软件园公司在大连、武汉等地建设的软件园；三是软件公司在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下自己建设软件园，自己使用，部分也出租给其它的软件公司，例如东软在大连、成都等地软件园；四是由政府支持、外资公司建设并主要由外资公司招商引资的软件园区；六是由中国的公司在国外设立软件园区。

四、着力解决当前制约服务外包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

我国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速度很快，发展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但是，与印度等国相比，我国占全球的比重很低，与我国的实物出口贸易相比，软件和服务外包的占比也很低。这既是差距，也是潜力。目前，各地政府应就如下一些带有共性的关键问题花大气力给予解决。

一是开拓国际客户资源。从市场的角度上看，我国本土服务外包公司的发展速度、质量和价值链的位置等是随着国际客户的资源而确定的。服务外包企业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不断发展新的发包客户。没有较多的国际发包客户，就等于产品没有订单、没有市场。政府应当多方式多途径地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客户资源。例如，建立服务外包客户开拓专项资金，帮助企业到国外推介、扩大影响；协调知识产权和信息保密协议多边或双边相互认证；外交部门协调日本、美国等国的签证发放机构帮助企业解决多次往返工作签证事宜；鼓励有条件和有能力的企业到国外设立接单公司和售后服务机构等。

二是加大鼓励扶持我国企业的国内国际纵横向并购。国际发包机构或企业在考察接单企业时，除了成本因素外，它们还考虑接单企业的规模大小。因为只有规模大才有可能独立完成一些长期的、内容庞大复杂、时间有严格要求的外包订单，并且才有能力对于软件和服务产品进行良好的售后维护和服务。一般地说，国际上知名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其规模都很大，达到数万人甚至十多万人。另有一个现象是，在我国，外包企业的人员规模在接近500人时一般就很难进一步扩大，许多情况下，企业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就开始萎缩，这似乎是个“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励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之间开展以市场为中心、以产权为基础的多种多样的并购，特别是鼓励开展国际并购，较快地形成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超过万人以上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

三是进一步完善发展服务外包的软硬件环境。我国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仍然面临着一些软硬环境需要完善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我国电信增值服务外国企业禁入，电话咨询、呼叫中心、电话销售等的服务外包就很难转移到中国；二类是外汇管制，一些跨国公司要把全球的工资发放业务转到中国来，但我国的外汇进出审批和控制很严，不可以或不方便外汇进出；三类是我国的国际电信只有两个半出口，从总体上看可能满足需要，但是在像大连这样的城市就会遇到国际电信的拥堵问题；四类是外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人来华工作受限问题。对这些问题，国家要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尽快地加以解决。

四是用足用好国家政策。今年国家在20个城市试点软件和服务外包的扶持政策，这个政策重点解决人才不足和公司税负问题。但是与印度比较起来，竞争力还差一些。主要表现是，印度有7200万人说英语，大学毕业的合格的外包人员供给大于需求。在印度的服务外包公司涉及到公司方面的税收10年或15年全免。这两点我国目前难以企及，但我国在用房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优势。建议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各自的特点和能力采取措施降低公司用户租金达到一半或1/3，对外包人员的住房、子女教育、上下班交通等进行补贴或优惠支持，对国家给予的“4500元”和“500元”的教育培训资金进行适当配套等。

五是着力发展在岸外包，促进发展离岸外包。离岸外包和在岸外包具有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作用。我国是个新兴的经济国家，同时是“世界工厂”，国内的产业和公司将非核心的业务逐渐外包出去是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潜力巨大。通过离岸外包学本领，抓住国内在岸外包市场求发展，相得益彰。国家要尽快出台鼓励国内政府、机构、公司外包非核心业务的税收、收费、信息保密和资格认定等政策，这样既可以为外包企业提供更多的业务资源，也可以促进更为细致的专业分工，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作者系大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