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愤怒谴责带有地缘政治和国家仇恨的判断，他似乎暗示宿敌巴基斯坦应对恐怖事件负责，但巴基斯坦则迅速对恐怖袭击表示谴责，显示无辜立场，并强调要配合印度铲除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巴基斯坦人暗示印度人不要太固执，应该对国内的极端势力多加看管”。

　　如果运用某种类比的言辞，孟买的恐怖袭击可以看作是印度的911”、是新兴市场的911”，跟美国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不同，2001年处于全球经济的上升期，全球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格林斯潘只需要快速降息就可以化解民众的悲观和畏惧，但现在伯南克没有这个好运气，他歇斯底里的货币放松手段宛如泥牛入海”。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领衔的金砖四国”被看作是拯救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势头的重要力量，但是现在看来，新兴市场国家能力给高估了。中国已经明智地表示搞好本国经济就是对挽救世界经济做重要贡献”，而印度则一直被民众抗议(最近发生多次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抗议)、外包减少、生活水平恶化、经济增长率急剧衰减以及财政赤字所困扰。

　　印度的故事似乎预示着全球化链条正在反向运动。印度过去被赞誉为新兴市场中的全球化范本：与新经济的丝丝合拍无缝对接、英语优势的融入性、良好的企业家土壤和创新以及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化运作。但是在这场危机中，它变得力不从心。我们认为，印度折射出一种新式的印度病。老式的印度病即所谓的长期经济增长慢如蜗牛”。现在，印度破解了老式印度病，但却落入了新式印度病，即经济增长不具备分享性，没有惠及大众。印度人以为经济增长存在涓滴效应”，精英集团和知识阶层首先会分享经济增长好处(例如接纳技术外包)，同时好处会逐渐向下渗透，最终扩散到底层民众。实施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亚洲都被这套哲学所俘获，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分享存在一种梯度转移”，但是实际情况下是，增长并不主动具有普享性。也许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也可以分析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印度83%的人口生活在牛车经济”、15%的人生活在两轮经济”(自行车和摩托)、只有2%的人口生活在飞机经济”中。

　　很多证据显示，孟买恐怖袭击也许真的同印度国内的极端势力有关(也许和国际恐怖组织有协作)，那么印度，包括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要思考国内的三个世界”问题，这一思索的坐标应该高于GDP增长的目标。如果将目前这场危机仅仅看作是经济危机，需要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予以刺激，那么这种思考就是非常狭窄的。孟买恐怖袭击至少表达了两个隐喻：仇恨经济成功阶层(攻击豪华酒店)、憎恨西方和印度的全球化联系(挑选发达国家旅客枪杀)。恐怖袭击将使得西方客户在印度的商业活动中止、提高了印度市场的商业风险。在萧条年代，西方世界保护本国利益，会降低对新兴市场的外包，并树立起更多的商业壁垒。简单地说，恐怖袭击利用经济萧条年代的脆弱而浮躁的心理，成功推动了全球化链条的反转。毫无疑问，全世界要携手同心阻止这种反转，但是，全世界也需要反思以往的哲学，是否可以将萧条看作是一种机会，一种纠正涓滴效应”累积的错误、以及主动调整社会阶层关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