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软件外包基地，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业战略和企业运营情况经常被外界拿来对比：一方面，印度在语言方面有天然优势，并在软件业的较早起步中获得一种领先优势；而中国的软件业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似乎在人才和区域发展方面更有优势。而当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启动，软件业战略作为信息产业的重要部分又被放置在众多的焦点之下，此时，与我们的邻居——印度的对比又会使我们获得哪些启发呢？

BPO，还是KPO？

BPO还是KPO？这是个问题。—当中国的软件外包走到新阶段，对于道路大方向的选择成为最关键的问题。

软件外包业务按照业务层级由低到高，可以分为ITO、BPO、KPO等外包形式。其中，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外包内容包括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互联网应用、信息管理、软件开发、网络、计算机硬件保养维护在内的委外业务；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则包括业务流程经拆分后的数据信息采集、集成、分析委外业务，被通俗的理解为照章办事”形式，即被动地为客户提供业务流程的外包。而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则是源于印度公司对软件外包业务的开拓性创新：它外包内容包括技术密集的、以知识劳动为主的行业知识流程外包，有可能主动地为客户提供创造价值的外包服务。在信息产业之外，ITES成为一种走向行业纵深的服务类型，它包括信息技术驱动的外包服务。ITO、BPO和KPO无缝联合提供服务，进入行业纵深领域，为客户提供增值的全面解决方案。

实际上，从理论上讲，KPO服务范围涵盖实际很广，包括研发、业务及技术分析、学习解决方案、动漫与设计、商业和市场研究、医药和生物技术、医疗服务、写作和内容开发、法律服务、知识产权（IP）调查、数据分析、网络管理、培训和咨询等等。从ITO到BPO再到KPO，表示了软件服务外包从低端代工到高端创新的过程，也代表着利润从低到高的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外包不再仅仅是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改变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使其更加灵活和高效，以便更好地应对外部市场的挑战和竞争。外包服务商的角色已经从单纯的来料加工演变成一种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企业流程再造），帮助客户改造工作流程，在提高客户工作效率的同时，使得外包的工作更加平滑。

但是，在我国的软件外包业务中，BPO甚至ITO中的部分业务仍然是占主要份额的外包业务形式，KPO占比较小的份额。而就在这些较小的KPO业务中，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外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还占了相当部分。

大连外包产业通过10年的发展，正在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外呼中心、等低端外包业务已经逐渐转移出去，留下来的是嵌入式开发、信息集成等ITO以及BPO业务”，大连市副市长戴玉林向记者表示，通过几年的发展、调整，大连已经完成了对软件外包的一定升级，但BPO业务仍然是主力所在。

以山东省2009年的数据为例，与2008年相比，山东省的服务外包总额大概增长127%，在山东全省离岸外包总额中，ITO占63.6%，BPO占23%，KPO占13.4%。而对比我们的印度兄弟，在2008年，即有机构对印度的KPO给出了乐观预测：2008年底，一份印度商业和产业联合会的报告认定，到2012年，KPO市场达到100亿美元，每年增长25～27%。以金融市场的KPO为例，市场调研机构Evalueserve的报告推断，到2010年，印度该行业将获得KPO外包行业的70%以上的市场。

实际上，对KPO市场的占有，意味着在价值链上，占据了利润高的一端。大连一直说要做中国的班加罗尔，2009年我第二次到印度班加罗尔考察，发现这些年来印度外包产业的发展非常快。据我们测算，大连的外包规模是印度的15～20%，而我们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10～15%不到。”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印度占据了利润的更高端。这说明，从BPO到KPO的产业结构升级，是提升软件外包收入的根本途径。

是继续BPO之路还是走向高端的KPO业务外包业务？这是摆在中国软件业面前的重要议题，这个选择甚至关系到未来几年中国在世界软件外包业务中的角色问题。而从目前状况来看，BPO仍然是中国软件外包的主要形式。为什么我们没有达成走KPO路线的共识？在向高利润端转化的过程中，关键的瓶颈在哪里？

人才瓶颈

我们的瓷器活不少，但是金刚钻太少了”，—戴玉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大连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现在国内有很多城市都将重心转向外包，在创造好的环境的同时，要看服务是否跟得上。目前中国软件外产业并不缺订单，缺的是足够的人才。”—我们暂且抛开BPO和KPO的区分与抉择不谈，由于在软件外包业务当中流程的控制越来越需要有广泛教育背景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专家们完成，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软件服务外包作为信息产业重头的各国来说，人才问题都成为一个重大瓶颈：软件和解决方案的完成越来越要求专家们对某一特殊领域、技术、行业或专业具有精准、高级的知识。

而对于印度来说，实际上，由于近年来外包业本身爆炸式增长也造成了人才的匮乏，这已开始影响印度外包业的服务质量，许多欧美公司纷纷撤回在印度的呼叫中心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有较大人才基数的中国成为欧洲、美国寻找软件服务外包的下一个集结地。

而就中国的人才成本来讲，一直为外界评论的较低的人才成本”并不完全是中国作为软件外包基地突破人才瓶颈的优势。塔塔咨询（TCS）首席执行官Chandra就认为，他们在中国广设分支机构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本地所谓的低成本人才造价”：从成本来看我不认为中国软件业的成本低于印度。也许就薪资方面可能中国的人才市场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由于软件业务对知识、经验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此的培训业成为成本核算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应该用全面的视角看。我们对中国本土人才非常满意，但面向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现在，塔塔在中国的雇佣人员数目约为1200人，我们希望最终能够达到5000人。”

人才瓶颈已经成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软件外包大国共同面对的长期挑战。而人才水平之外，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就基础设施的比较，中国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使得这一点成为中国软件外包城市的优势。

此外，软件业务的监管和支持部门的改变，也体现了中国队软件外包业务的重视和战略改变：以中国软件外包城市大连为例，2009年底，大连市市委市政府将软交会的执行单位——大连市软件交易中心划归至大连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管理，形成了对软件外包产业的战略提升。

如何从BPO走向KPO？如何实现软件外包产业的高利润升级？对人才和区域优势的把握，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经常被西方经济学家拿来做对比的亚洲兄弟，在软件外包业务发展的标志性时期，总能给我们以真切而警醒的提示，而对于将来中印两国的软件格局，甚至中国在世界软件业中的位置，还是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启示的真正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