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是大政府的模式，管的事情特别多，从出生时的准生证到死亡时的强制火化，从经济文化到体育科技，全是政府管理的范畴。

　　在面临经济危机时，政府的职能与资源控制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政府能力扩展的时机。

　　在这样的逻辑下，如果我们的政府自己来包办这些职能，那么我们的政府部门就还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税收规模就还要进一步增大。

　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开了很多部门工作热线，但实际上很少热线真正长期维护得很好；很多政府部门办了很大的研究机构，其实大量的事业性研究机构成了半死不活的养人机构；政府也在谈创业与就业促进，但这个领域也恰恰是民众依然屡屡诟病的地方，真正的有效解决方案恰恰是由更多的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的；即使像一些公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要脱离官僚气息而有生动的服务能力，那真的还非常少见。

　　历来的经验表明，行政化机制在提供服务的丰富性、针对性、创新性方面一向是非常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建成不大可能简单依赖于政府本身转变成顾客取向型的常规服务机构，而需要政府用更为创造性的方法去整合、培植、扩展与推动社会性的服务资源。

　　目前，根据零点调查结果，中国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评价结果是，对中央政府评价最好，然后依次是省、市、县、乡镇政府，有个民间的说法是中央是圣人、省里是好人、市里是牛人、县里是坏人、乡村是仇人”。

　　越是做具体工作的层级与部门，越是受到公众的恶评，这说明从服务端的角度来说，公共管理服务型目标的实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以需要进行一些基础的观念调整：

　　一是把公共服务资源明确地向社会开放，让丰富的社会资源拥有者朝着机会培养与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尤其是让更多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使得更多的公益组织与专业的企业型服务机构进入这一领域；

　　二是有公开而竞争性的选择程序；

　　三是对于作为公共服务分包商的执行机构的分包项目执行及其执行成效进行评估监控；

　　四是在优化公共服务能力的基础上优化相关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思路。

　　如此，逐渐培养出丰富有效的社会化公共服务分包队伍，完善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流程，把相关主管部门建设成精干高效清廉的公共服务引导与监控机构。

　　我们一向的观念是，民间可以做生意，但是不可以做公共服务。其实，虽然中国的公共管理核心职能由政府掌握着，但可以把民间资源动员起来，做非常具体的公共管理政策下的服务工作——呼叫、机构管理、福利项目、新技术研发、公共组织形象推广、政策研究、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等。

　　当出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社会资源就有了流动的去向，开始时还会有不成熟与短缺的问题，但假以时日就可能产生出非常有经验与特殊能力的专业服务机构。

　　我曾经受美国国务院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邀请去美国访问，发现类似这样一个政府项目是外包给社会机构来执行的，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个政府官员，怎么也不可能像专业的陪同服务机构那样做得专业、有亲和力。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甚至把所有的政府研究机构完全民营化，然后把政策研究几乎全部外包。

　　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公共服务外包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起步，但是还面临着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