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
未来十年是改革垄断利益攻坚期
中国过去十年，靠比较优势迅速发展仅仅只是表象，实质动力是制度改革带来的发展红利。表象上说，未来三十年，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新的外资汇集高地，中国经济也将因此获得新一轮发展动力。然而，中国现在发展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是否有魄力和决心，去改革既有垄断利益，未来十年是改革垄断利益的攻坚期。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此表示。
体制转型推动经济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这十年变革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即用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来获得发展机遇，你怎么看待？
张汉林：我们方方面面的变革都是与几个基础和核心分不开的。中国过去所谓的比较优势只是表面的形式，从骨子里、本质里还是体制转型和发展推动了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我认为这是基础和核心。
我们基本上建立了开放经济的制度体系，以及为它服务的开放经济的法律制度，以及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体系。这是在用制度性的变革去推动经济发展。这三十年，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制度的变革，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和发展。这加速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发展。
中国从入世前被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变成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从最初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期经济，过渡到相对于自己国内消费人口来说，大多数的产业和产品供给基本上处于过剩的时代。
规则意识、法制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的健全，这个在过去都没有，都是因为融入了全球化，才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立法等方面，我认为怎么都不为过，这是中国真正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制度基础和决定力量。
日报：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过快以至于影响发展质量，你认为呢？
张汉林：我认为我们现在年均GDP 9%以上的增速是合适的。首先，中国的人口庞大，不能简单拿去和美国、日本比。其次，中国在高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加速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全球的市场资源来发展。我认为中国的GDP连续二十年9%到10%的增速，才是合适的。现在的十年或者三十年最大的受益者，受益地区是东部少数的国有企业和集团，但是中国西部东北部地区，人口地域面积等没有充分配置。
中国的前三十年仅仅实现了两个对外开放，第一个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第二个是制造业的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和农业对外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我的信心来源于此。中国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这个任何国家都不具备。在中国，我们永远担心经济过热，其他发达国家永远担心经济不增长。
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潜力，起码还需要二十年的投资和出口拉动。我们要承认，中国经济出现了高度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个背景下，你要不要实现全国一刀切的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这个时候就要反省东中西部的产业布局和投资政策。
坚定支持大部制
日报：有人把高铁的发展模式看作是中国新时期发展的一个缩影，甚至是中国模式的缩影，这种发展模式会持续吗？
张汉林：我认为高铁和高铁模式不要联系起来，高铁运行中出的问题，不能总结为中国发展模式出了问题，高铁模式也不代表中国模式，这是两个概念。高铁需要继续发展，问题的核心出在现有铁路管理模式上。铁路运输的产业模式是失败的，因为铁道部就是大公司和利益集团。
片面地将高铁的运营出现问题，放大为中国模式出现问题，就会让人误解。我认为中国模式不是出了问题，而是发展得远远不够，比如解决医疗保障的问题，如果你有15万亿元，就安全可以拿出5万亿元来解决。
日报：高铁事故只是一个例子，现在中国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与改革的阻力，很多人甚至对改革的预期是悲观的，你认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在哪里？
张汉林：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是有几个最基本的东西不能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目标不能动摇，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能动摇。停步或者原地踏步或者倒退，只能让事情更复杂和被动。
其实是改革开放不够，而不是过头了。医疗教育资源领域的问题，就在于此。融入贸易的全球化在短期内对中国收入分配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长期内是好的，而金融的全球化也是这样。如果不深化改革，负面将是长期的。
最可悲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入世十年， 我们对内对外没有形成良性循环互动的传导机制。我坚定支持大部制，这个大部制不是缺乏协调扭曲的大部制。比如说，陆海空应该一体化，今后的管道运输会很糟糕，因为大多数管道运输在中石油那儿。
给知识产权充分的利益
日报：你如何评估以市场换技术的成果？
张汉林：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化技术的战略总体上是失败的。只能在低档技术领域市场换技术，在中高档技术领域都换不来。我也承认，不要简单把过去外贸发展战略理解为市场化进程，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我们要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经济增长和发展只有在积极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后，才会发现产品要不断升级，消费层级、经济结构等都要因此改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实事求是。
日报：现在关于中国制造的话题层出不穷，与此相关的主要包括入世以来的贸易摩擦，汇率、人力成本优势在消减。你认为中国制造升级的瓶颈，或者突破点在哪？
张汉林：中国制造的问题最重要还在于你怎么看待知识产权和智力在国内的作用。我们要给知识产权充分的利益，怎么都不为过的。制造业强国德国就是这样做的，你会发现德国不存在知识产权执法的问题，不存在知识产权的技术入股等问题。所以这就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了，是影响建设创新性国家的根本，是一种文化。而这恰恰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
我们总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严格立法、执法和司法，是实现不了的。比如中国移动和联通这些也是靠行政和垄断。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必然的选择，但是重要的前提是中国的金融业必须高度的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因为中国的资本化项目的自由化改革还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要与国内金融业的改革相协调相配合。你看德国马克变成欧元过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是高度市场经济一体化的，金融业是充分发展的。人们都说证券公司的上市公司和产业布局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和发展晴雨表。而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就很奇怪。
至于贸易摩擦，我的结论是10年到15年都会持续。因为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一系列的东西上来，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10年到15年才能基本解决。
张汉林简历
●1964年4月，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现任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1982年9月~1986年7月，武汉工学院学习。
●1986年7月~1988年8月，武汉工学院研究生部工作。
●1988年9月~1991年2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攻读国际贸易专业硕士学位。
●1991年3月至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
●1996年8月，受聘为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1998年5月，受聘为山东仲裁委员会仲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