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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中产生的舆情危机表现

（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下降。重大疫情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政府在应对危机与风险的过程中，能否及时透明地发声，是评价政府公信力强弱的一大标准。应对危机时，政府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就可以增强公众的认同感；反之，则会丧失公信力，引发一系列舆情讨论。在重大疫情面前，网络是网民发泄情绪的主要阵地。网民可以时刻在网络上监督政府行为，只要政府在疫情防控中表现不当就会引起公众的不满，产生信任危机。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遭训诫，大量负面信息扑面而来，使得地方政府遭受了公众的广泛质疑。这不仅造成了政府公信力下降，也导致了舆论的尖锐化。

（二）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我国网民数量极其庞大，素质参差不齐。网民的社会经验、知识水平、价值取向的不同直接影响着网民对于信息的认知和理解。面对舆情事件，部分网民难免会理性不足，加之网络舆情传播具有自发性，容易引起恐慌情绪的传播，网络言论容易产生极端化、非理性化的现象，造成舆情信息被过分解读甚至被扭曲。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网民为青年人，他们善于在网络表达自身诉求，会在网络中寻求压力的释放，这也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的出现具有不可控性，网络谣言也随之诞生。网络信息的接收者同样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只要有人散布谣言，一传十，十传百，便很可能滋生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重大疫情面前，网络谣言的传播不仅加剧了公众的恐慌，还对社会稳定、网络信息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三）公众恐慌行为出现。公众的恐慌行为是公众对于恐慌情绪的正面回应，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表现。在重大疫情中，网络舆情容易诱发网民的极端化思想，点燃新的舆论导火线。尤其是在网络谣言已经产生的情况下，公众更容易产生极端化的恐慌行为。比如，疫情中人们对于双黄连抢购热潮的舆情讨论、双黄连抑制的不是“病毒”而是“智商”的舆情传播，都是公众对恐慌的一种回应，是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