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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言之，唯有自律才有自由。这也意味着人虽能够理性地思维，但并不总能理性地行动，即并不总能做到自律，也并不总是互相把对方处理为一个目的本身。这样具有双重性的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无法律的状态。一旦发生法律上的争执，便找不到一个强制性的法官对争执做出权威性的法律裁判。在这种状态中，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展露无遗。康德从充分肯定人的自然天性的积极价值出发，他说，“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2](138)而正是“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3](7)绝对的道德命令必然要求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契约一起进入社会状态。每个人在契约中都同意建立一个能够对个人施以外在强制的社会权威，这就是民主国家。由此，康德认为民主国家就是“许多人在法律统治之下的联合体”，这样的国家形态不是要消除人的权力欲、占有欲和虚荣心，而是要形成在普遍规则下的竞争关系，以促成人优越的自然秉赋的高度发展。这就是完全正义的宪政秩序。这种秩序不是要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不是要消除人的权力欲、占有欲和虚荣心，不是要形成互相礼让、互亲互爱的利他主义政治秩序，不是让公民成为温驯的羔羊，而是要形成一个在普适规则下的竞争关系，以促成人优越的自然秉赋的高度发展。只有建立由普适宪法制约的宪政制度，人们的理性才能够产生良好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本质。换言之，宪政成为实现自由这一人类终极目的的形式条件，成为理性法则或道德法则的制度存在形式。

　　
　　显然，康德接受了霍布斯的观点，主张自然状态并非一种和平自由的状态。相反，它是一种残酷而无序的战争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每个人的安全，首先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促使有理性的人类不得不放弃战争，并相互提供和平的保证，由此进入一种契约文明的状态。这样的契约理念首先是确认组成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因而都有自由权利——这种权利在近现代政治中被表述在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