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对于总理工作及报告中提及的知识产权保护内容，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纷纷发表了看法。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委员、民盟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主委王伟表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会阻碍企业创新积极性，建议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等工作的衔接，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共同提升民族商标核心竞争力。

王伟在议案中提到，根据“两高”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几乎所有的侵犯知识产权罪名的入罪标准均以“非法经营数额”5万元或“违法所得数额”3万元衡量。而违法所得数额难以确定，现实中执法部门往往以非法经营数额为入罪标准。

比如，一家国内知名鞋类商标企业也遇到同一拨制售假人员在多次被处罚后，还在造假：第一次是2011年底，商标方配合执法部门查处了刘某某在福建泉州晋江的售假窝点，但现场仅查获两百余双假鞋，没到起刑点，执法机关只能没收假鞋和售假电脑设备；第二次是2012年夏，该商标方再次发现刘某某在网上售假，并查到其在江西丰城一商铺中的售假窝点。但质检与公安在现场仅仅查获50多双假鞋，只能再次没收售假电脑设备，并对其罚款；而到了2013年底，该商标方查到刘某某在江西高安市的制售假鞋工厂和仓库，现场查处6000多双假鞋和相应制假设备，案值数百万元。刘某某被移送司法部门，但最终其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5万元。根据该商标方相关部门的监控，目前刘某某仍然在从事制售假鞋生意，不过是假冒其他商标。

“不仅是具体案例，中国社科院大学的研究数据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理有明显的轻缓倾向：课题组对近6年的假货犯罪相关罪名裁判文书进行了分析，发现被判处拘役而适用缓刑的达（7317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被判处缓刑的比例达（47787人）。再细分发现，从2016年至2018年以来，拘役缓刑比例（、、）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比例（、、）均呈上升态势。”王伟在她的建议中引用了很详实的调研数据。

王伟分析说，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制售假犯罪成本较低，处罚相对较轻。如果再不加大对电子证据的采信力度，会有更多制售假分子逃脱法律制裁，随之而来的是累犯惯犯也将不断涌现。

“当然，假货不是现阶段新出现的问题，更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媒体报道，华为手机也在国外市场遭遇山寨，并有网友专门购买了一台，在网上发布了开箱过程的视频，确认其外观与华为新出的一款手机相似。”王伟分析说。

与全国人大代表王伟的观点一样，在今年的政协提案中，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岩博人民小酒董事长余留芬针对保护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能加大打假力度，提高侵权假冒的违法成本。

余留芬委员表示，建立假货线索举报制度，对于提供重大制售假线索的举报人给予表彰或奖励，提高全民参与打假的积极性。

“目前侵权假冒的违法成本太低了”，余留芬说，如果对制售假团伙施予类似信用黑名单之类的制度，像对付那些欠钱的老赖一样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限制他们乘坐飞机、高铁等，一定会收到明显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劳动南路派出所民警、副调研员郝世玲也提出了“加大打假力度、让制假者直接入刑”的建议。

郝世玲举例说，西安警方破获的假鸡精案中，制售假主犯原本是协助警方打假的正规鸡精厂工作人员，后因高额利润制售假，10年间被抓3次。“很多制售假案件中，或多或少都有惯犯、累犯，为什么？罚得太轻，利润太高！”。郝世玲说，警方在基层执法实践中发现，假货认定难，打假难，执法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普遍存在。

“假货屡打不绝，但警方从未降低过打假力度，没有人比我们警方更迫切地希望减少制售假犯罪了”。郝世玲建议，要加大打假力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成本，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让制假行为直接入刑。要加大惩罚性赔偿，尤其对涉及食品药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从重处罚，对屡教不改、累犯惯犯从重处罚，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郝世玲建议，为避免浪费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率，要在传统的执法中应用、推广数字经济时代的打假新技术、新模式，加大对电子证据认定的实践应用。

王伟在议案中提到，要想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民族商标提升核心竞争力保驾护航，不仅需要在国内市场上尽最大努力挤压制售假分子的生存空间，还要加强国际间的政府合作，寻求全球治理模式。

从国内市场来讲，单靠执法机关、商标权利人、销售市场平台、消费者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解决，更不是事后的刑事处罚能堵住的。执法机关需要依靠商标权利人的鉴定报告才能断定涉案产品为假货，商标权利人则需要借助执法机关的执法权。而在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电商平台又掌握了处理知产侵权行为、办理知产侵权案件的相关技术能力及资源，社会各方的合作，缺一不可。

从国际市场来讲，制售假行为的国际化则需要加强国际间的政府合作来解决。

建议人建议，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更需要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去解决假货这一社会问题，综合协调社会相关方，搭建打假共治系统，充分发挥各方能力，加强政企合作，才能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共同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实现多元共治，最终形成知识产权多元保护体系。

王伟认为，针对更大规模的制售假行为，目前社会上也已有了一些组织机构探索出来的新模式新经验。以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的打假经验来看，不仅运用假货甄别模型、实时拦截体系等专门为打假研发的12项黑科技来治理线上平台，还发起成立了全球首个24小时无时差打假共同体AACA，目前已有全球16个国家的120余个商标加入，把执法机关、全球商标权利人、平台甚至消费者紧密联动在一起，高效协同。

“从过去几年的成长轨迹和打假成果来看，AACA这种假货治理模式，有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提升民族商标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保驾护航，值得大力向全球推广。”王伟表示。

余留芬也提到，一些互联网企业如阿里巴巴，已创立一套新兴的打假技术和模式，积极联动执法机关、商标权利人联合打假，共建打假共治系统，在降低企业维权成本的同时，也节省执法机关的执法资源，“要用这些创新的模式、科技的手段去打假，一些好的打假新技术值得大力推广”。

事实上，假冒伪劣产品严重侵犯了知识产权的同时也严重侵害的消费者的利益，严重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知识产权要加强企业的自律和社会共治。

“要依法严格监管和实行最严厉的惩罚，比如巨额惩罚制度、内部举报人制度，没收和全部销毁被发现的假冒伪劣产品，使得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3月5日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在回应社会关切时给出了未来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