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商标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出现的。在商品交换频繁的地区，商标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开始明确生产责任的标记，伴随着生产信息的传播和商品质量的保证，工匠或作坊主逐渐看到了商标的彰显来源、吸引顾客的功能，更加重视使用在商品上的商标。
宋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如当时的东京则坊市不分，夜市不禁。从宋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来开，宋代的茶楼或饭店都会装裱名人字画，用精美的用具吸引客人和提高影响力。定窑白瓷、耀州窑青瓷碗盘在当时的饭店处处可见，可见当时瓷器用具已经非常普及。
宋时的酒楼茶坊都悬挂名人字画，以器皿精洁为号召。饭店用耀州青瓷碗，饮食担子也用定州白瓷瓶，可见那时的风气与瓷器的普及。宋朝廷注意海外贸易，把对外贸易的税收作为一项重要政府收入，《宋史》和南宋的《诸蕃志》对这一史实有详细的记载。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制瓷规模空前浩大，形成影响广泛的六大窑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龙泉青瓷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定窑系。如此，瓷业市场形成了空前的竞争局面，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欢迎，首先是临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此时，为了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作坊主们不仅要在制瓷工艺上革新与创造，更重要的是保持住这种优势，因此他们开始在自己的产品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如磁州窑张家作坊生产的瓷枕，在外底戳印“张家造”、“张家枕”等标记。此时，真正意义上的商标已经形成。
从出土资料和传世器物看，作坊名、工匠名大量出现于景德镇青白瓷上，以瓷盒最为典型。如湖田窑出土的一件青白瓷瓜棱盒(见图2)，釉面温润如玉，底部不施釉，阳模印有“吴家合子记”的字样，盒写作“合”。除此之外，存世的还有陈、徐、汪、余、许、程、段、潘、吴、朱、蔡、蓝等姓氏的铭记。东南亚一些国家均大量发现此类铭文器物，充分反映当时的市场竞争之激烈。只有质量上乘的产品才能被市场接受，行销海内外。在当时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商品质量口口相传，从而形成品牌。陶瓷器物上的作坊、陶人铭文是对产品精益求精精神的物质载体。另有出土的试釉试料“照子”也刻画“恒记”(见图3)、“丘小六泥”和“郑家泥”等字样，证实宋代已有专门从事陶泥和釉料生产的作坊，是社会分工细化和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明代景德镇瓷器铭文有天顺时期的“天顺大同马氏”，正德时的“何玉清造”，嘉靖时的“陈文显造”、“陈守贵造”、“程拾自造”、“邓奎自造”、“程景自造”、“刘信嘉靖年制”、“嘉靖年西谷制”等，万历时有“沈氏”、“青华仙子吴震”、“程玉梓造”、“紫芝主人监制”等，天启时有“天启三年唐氏制”，崇祯有“王远监造”等。这些铭款多写楷书于器物外底。清代较明代铭文更为丰富多样化，从顺治至宣统，几乎历朝均有，以乾隆时最为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