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法，当然会具有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如经济性、政策性、社会整体性、行政主导性和综合性等〔3),但反垄断法在体现经济法基本特征的具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使其与经济法的其他部分判然有别。具体而言，反垄断法主要有以下特征：

1.反垄断法最典型地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最终导致生产与资本的进一步集中，最后形成了垄断，垄断组织滥用垄断力进行排除、限制竞争的非法活动，并大肆吞并和盘剥中小企业和广大民众，引发了深刻的阶级或阶层矛盾，并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对此，传统的经济生活的唯一调整者民法一筹莫展。此时，反垄断法就成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干预经济的有力武器,正是凭借这个武器对市场上排除、限制竞争的禁止和消除，才使市场重归于自由与公平的良好秩序，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在竞争中向前发展。

.反垄断法以捍卫整体利益为本位。法的各个部门在处理社会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方面，有不同的主旨和调整方式，对国家和非公共组织、个人的保护和制约也各有侧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法律调整模式。一般说来，行政法以行政权力为本位，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经济法则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指它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口)作为经济法的典型代表，反垄断法正是通过对垄断状态与垄断行为的规制来达到维护自由、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的目的，进而捍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可见，反垄断法在调整竞争关系时，既不是直接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也不是出于对个体利益的维护，而是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当然，反垄断法在捍卫了整体利益的同时，通常也就捍卫了国家利益和大多数个体利益。正向许多学者和著述所指出的那样，反垄断法所保护的是代表人民大众整体利益的竞争机制和秩序，而非竞争者个体。

.反垄断法具有明显的经济政策性。反垄断法的经济政策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反垄断法的制定和修改要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

第二，反垄断的执法和司法活动通常也要反映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从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以至于同样的法条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执行情况很可能有较大的差异，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条文大同小异的反垄断法，在美国被执行的力度就比在诸如日、韩等国要严厉得多；在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也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反垄断法有明显的经济政策性，因此许多学者将其界定为竞争政策法。

.反垄断法是以综合性的调整方法来调整竞争关系的竞争政策法。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法律部门，它主要由企业组织管理法、宏观经济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即市场运行调控法）和社会经济保障法所组成。〔2〕而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起构成市场管理法或市场运行调控法的主体，它们共同调整市场竞争关系，担负着维持市场处于自由、公平、正当、有序竞争的良好环境的任务。反垄断法在实现其对市场竞争关系的调整时，采用的是经济法所特有的综合性调整方法，即以解割处于垄断状态（主要是处于独占或准独占，同时又有垄断行为的大企业）的企业、发布禁令、批准、罚款等行政手段为主，同时附以民事调整方法（如判令垄断企业对损害的竞争对手以3倍赔偿等）和刑事调整方法（如对垄断企业处以罚金，对垄断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处以3年以下的监禁等）。

同时，由于反垄断法的制定、修改及执行都体现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竞争政策，所以反垄断法可以说是竞争政策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竞争政策法是经济法中的市场管理法或市场运行法的主体。竞争政策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竞争政策法是指一切调整竞争关系的经济法律，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垄断促进法等。而狭义的竞争政策法主要是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包括垄断促进法等其他竞争政策法。〔I)而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虽有共同之处，如两者都以维护良好竞争秩序为己任，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反垄断法所反对或禁止的是经营者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状态和行为，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反对或禁止的是经营者采用假冒、混淆、窃取他人商业秘密、贿赂和虚假广告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反垄断法是狭义的竞争政策法的两大支柱之一，是禁止企业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状态和行为的经济法。

.反垄断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体。反垄断法是由反垄断实体法和反垄断程序法两部分组成。其中，反垄断实体法为反垄断法的主体内容，它是对企业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状态和行为的规制，主要包括禁止严重限制竞争的垄断协议、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即经营者滥用垄断力、对大企业合并的监控以及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领域等几部分。在我国，《反垄断法》除了规制上述三项垄断行为外，还规制了行政性垄断行为。而反垄断程序法从广义上讲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反垄断主管机构执行反垄断法的行政程序，如对大企业合并的监控程序、对企业之间横向垄断协议即卡特尔协议的批准或者豁免程序；另一部分是在适用反垄断法实体规范过程中产生的诉讼程序，如对反垄断主管机构的禁令不服向有关法院提起诉讼的程序、反垄断主管机构以行政机关或者公共组织为被告提起的诉讼程序，以及反垄断主管机构运用准司法程序审理案件的程序等。对于反垄断法的法规范体系，有学者认为，”除涉及垄断与限制竞争的实体法规范外，还包括行政法规范和反垄断的程序法规范。后两种规范的调整对象至为明显：行政法规范是调整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组织关系和它在职权行使中产生的行政管理关系；程序法规范是调整因适用反垄断法实体法规范而产生的诉讼关系。这两部分法规范严格说是不属于反垄断法范畴，因为它们只能被看作是规定在反垄断法中的行政法和诉讼法。1)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笔者认为，经济法包括反垄断法本身是公、私法融合的产物，“诸法合体”为其本色，并且公法与私法规范已经交织、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严密的统一体，人为地割裂反垄断法的规范的结果会导致否认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的结果。另外，就反垄断法的诉讼程序而言，其具有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乃至刑事诉讼的特点。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规定，对联邦卡特尔局作出的禁止企业合并的决定，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可以直接向位于柏林(2000年以后为波恩)地区的上诉法院上诉等［2),这种诉讼程序与传统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诉讼程序已有所不同，可以认为是专属于反垄断法的特殊程序规范，这种程序规范与反垄断法实体规范已经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反垄断法是反垄断实体法与反垄断程序法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