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特稿：梁玉英(音译)住在广州，是一个四个月大女孩的母亲。和其他住在广州的居民一样，她每天早上7点起床，送她的孩子去幼儿园，然后上班。

与那些经常被城市堵塞的交通折磨得汗流浃背的上班族不同的是，梁基本上八点就可以准时到达她的“私人”办公室，洗个澡，给自己泡杯咖啡，然后坐在柔软的沙发床上开始一天“在家”的工作。

“在我选择在家工作之前，我每天基本上要有两个小时消耗在上下班的路上，” 梁说。“但是现在，我可以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并且工作起来发现干扰反倒更少了。”

作为IBM大中华区人力资源部门差异化经理（Diversity leader），梁的工作包括促进IBM女性员工的职业发展，为公司所有类型的人才创造平等的工作机会以及推广IBM的“灵活办公”计划。

每天，梁要与IBM在整个亚太区的各个部门经理和员工通电话，并且随时向她常住北京的老板汇报工作。

“我每个月至少要回IBM在广州的办公室一次，因为我不想完全和我在广州的同事失去联系，虽然我的工作并不一定和他们有直接的联系，” 梁说。

在IBM在中国的部门，梁的经历通过IBM一个叫“灵活办公”的计划所广泛分享。这个计划包括在家工作计划，兼职工作计划，移动办公计划，停薪离职计划以及个人化工作日程计划。

自从灵活办公计划在2001年被第一次推广到中国以来，IBM在中国的9000多名员工中有三分之二都通过加入了这个计划，从而使得自己的工作初步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通过这些计划，IBM希望为员工创造一个更加舒心，并且适合各自工作性质的环境，从而增加员工的生产效率，提高他们对企业的忠诚。

“灵活办公计划使得我们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去满足我们员工的个人需要，从而帮助我们吸引和留住各种优秀的人才,” 梁说。

***无声的革命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家工作在各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种类似的革命也正在进行。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在2004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北京在家工作的人数已经突破188000人。而一些其他的数据则称北京在家工作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上海则超过70万。

“目前在中国很少有权威的数据说在家工作的人到底有多少，”零点调查公司的分析师沈旻告诉记者。“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趋势，我们不应该忽视它的影响。”

其实，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在家工作是在2003年当非典病毒袭击北京的时候。当时，大部分白领都被迫把自己锁在家里，通过网络与电话和同事联系完成日常办公。而随后各种无线技术和网络电话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又使得远程办公越来越成为一种传统工作方式的替代品。

“信息技术的发展渐渐已经可以使得人们以低廉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从一个远离办公室的地点保持与同事联系”，BDA中国的分析师刘斌说。

***节省成本

虽然在家工作的趋势不可否认是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员工个人的要求，但是雇主基于其经济利益考虑而大规模推动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Gartner负责新兴趋势与科技的研究总监Brain Prentice对中国日报表示，日益升高的房租以及日益恶化的交通状况是在家办公兴起背后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你能通过其他类似于鼓励在家工作的方式缩小你的办公室面积，这将造成直接成本的减少，”他说。“而如果你能不通过增加新办公室的方式来把你的业务拓展到一些新的地区和城市，这将给你的公司带来很多机会。”

事实上，作为一种直接减少成本的方法，很多公司已经开始采用鼓励员工在家办公的方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中国惠普，计划今年在中国减少9个办公室。所有这些办公室的员工都会被要求在家办公。与工作相关的设备比如笔记本和打印机将由公司免费负责提供。

“虽然今年我们在中国会减少9个办公室，但是我们计划将我们的业务渗透到50至100个新的城镇和地区，”惠普中国公关总监顾晓曼说。“这一计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我们鼓励相关员工在家工作的方式的。而通过这种方式减少的成本，我们会用在当地的市场推广上。”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都采取了和中国类似的措施，2006年惠普成功的减少了2亿美元的运营成本，相当于公司年收入的百分之0.2。惠普的目标是到2008年，每年在全球再减少2亿美元的运营成本。

***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在家办公已经事实上成为了一种未来趋势，事实上这种新型工作方式到目前为之还是有好有坏。那些在家工作的SOHO一族在享受了自由的同时，可能也牺牲了一些潜在的升迁机会。而长时间不在办公室的工作方式也会使得同事之间的关系更为疏远。

非政府组织Work Foundation的Tim Dwelly和Yvonne Bennion，在2003年一份叫做“Time to go home”的报告中称其实一种有效率的在家工作方式需要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任关系。

“在家工作要求企业雇员对公司的贡献不是用工作时间来衡量，而是用成果来衡量。 但是大多数公司还没有开始对原来用工作时间来衡量贡献的方式进行反思。他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假设，就是如果一项工作提前完成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必须用来完成别的工作，”报告说。

来自Gartner的Prentice也表示，对于在家工作来说，主管“监督者”的职业角色可能会成为一个最大的障碍。“对于主管来说，一个重要的挑战可能是他们要学会如何在远程保持对员工的领导。”

王漪,微软中国人力资源部的高级主管，承认目前在家工作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当我们的员工得知自己有在家工作的全力以后确实感到更快乐了，但是这并不表示马上所有的人就不在办公室工作了。”

虽然正在发展，在家办公在中国事实上还远不能算是一个广泛流行的工作方式。但是专家说随着市场上对节省成本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及员工对自身工作条件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公司将不能不认真考虑在家工作的问题。

“我们在上海的办公室不久就会搬到离市区较远的地方去了。我觉这是一个推广我们灵活办公计划的好机会，” IBM的梁玉英说。

（二）家庭办公催生虚拟公司

康路发住在一个60平方米的小办公楼里，维持着一个叫做K68的网站的运营。与其他拼命工作以吸引用户的网站运营者不同的是，康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着他网站的用户在家里为他工作。

“每天，我们网站上有21万人通过互联网为我工作，”康说。“我们实际上是一家拥有21万名员工的虚拟企业。”

在康的网站上，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通过悬赏的方式发布各种任务。而参与者通过上传自己的作品或解决方案，有机会赢得赏金。如果一个方案被发布任务者选中了，作品作者将会得到百分之八十的悬赏额。另百分之二十作为佣金归任务发布的网站所有。任务和问题五花八门，从为小孩起名到为公司设计LOGO无所不有。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并且有用的商业模式，”李斌（音译），一家美国网站的运营者说。“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性价比极高的平台使得我们可以找到我们通过别的渠道找不到的解决方案。”李在美国运行一个B2B商务网站，专门帮助美国的中小企业进军中国。

李是在半年前发现K68的。从那开始，李已经在网站上发了20多个任务。每个任务的悬赏金额从500元到4000元不等。任务包括为自己的网站设计LOGO,商业推广计划写作以及请求帮助寻找中国特定企业的联系方式等。

李表示大部分他放到网上的任务最后都得到了满意的解答。

“在这种网站上，一般设计的任务比较容易得到好的答复，”李说。“同时那些需要广泛参与的任务也容易得到很好的效果。”

在K68上，百分之八十的任务是和设计相关的，其中包括LOGO设计，网站设计，刊物封面设计以及宣传材料设计等。此类任务的悬赏金额一般从50元到6000元不等。

“我们网站上有很多与设计相关的任务是因为这种任务从发包，完成到上传都可以完美的通过网络完成,” 康说。

在K68上，一般个人或公司先把他们对任务的要求和描述发到网站上。感兴趣的用户接下来就开始报名，并且在一定时间内按要求把作品或者解决方案上传到网站上。任务发布者浏览所有的作品，并从中挑选出一个唯一最好的作品付给悬赏。

“很多在我们网站上发布任务的人都很满意，因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自我确定悬赏金额， 并且可以从很多满足他们任务要求的作品中选择一个最满意的，”康说。

国家开发银行曾经在去年12月在K68上发布过一个6000元的LOGO设计的任务。结果在12天中，一共有962个设计者参与并提交了1536副设计作品。在广泛参与的激励下，开发银行不久又开始了第二期LOGO征集任务，并把悬赏额提高到了18000元。最后，开发银行选择了5个最好的作品，并把悬赏金平均分给了五名作者。

“在这些作者中有一位是一个29岁的河南乡村小学数学老师。他必须花2个小时从他的村子走到最近的一个县城里一个唯一银行里领取他的奖金，”康说。

在K68,发任务的人通常来自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而中标者通常来自于中国内陆地区。

“在中国广大欠发达地区，有很多在设计上很有天赋的人，”康说。“是互联网使得他们有了一个和世界上最好设计公司平等竞争的机会。否则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才华。”

根据北京赛迪顾问的数据，去年在中国有六十万人通过互联网接受各种任务。而这个人数在今年将会突破七百万。

而广泛的群众参与也刺激了类似于K68的网站的兴起。

“去年我们得到了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商的投资，”任务中国的CEO钟聪华说。“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中国数百万中小企业的服务提供商，并且计划成为一家和阿里巴巴一样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根据市场资讯公司艾瑞的数据，去年中国中小企业数量超过3150万。艾瑞预测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将会以每年百分之七至八的数字增长。到2012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5000万。

“在未来，那些不想养很多员工的中小企业，他们的每个业务流程都可以通过我们外包出去，”钟说。“这样，他们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并且可以专注于他们的核心业务。”

（中国商业周刊记者 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