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需要升级为“中国服务”，这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获利方向。

　　郎咸平之谜

　　郎咸平近来一直在阐述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当前大量资金在楼市、股市中虚耗，深层原因在于民营企业投资环境恶化；而投资环境恶化原因，又在于中国制造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位势过低。中国制造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位势过低，这不过是个简单事实。郎咸平在这里，与其说是解答了一个谜，还不如说，是出了一个更大的谜：如何让民营企业走出国际产业链低端呢？郎咸平下文没有了。我把这个问题姑且称为“郎咸平之谜”。

　　许多人企图在经济之外寻找出路，我倒有个“在商言商”的对策：“中国制造”需要升级为“中国服务”。因为整个服务业在整个制造业的上游，附加值更高。这比在制造业中向上游发展（这也是必要的），战略层次更高。

　　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服务，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两个月后将发布的一则消息，提供了一条佐证线索。

　　联合国贸发会议准备在4月20至25日发布的《创意经济报告2007：评估创意经济的挑战——面向可信决策》中，准备披露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内地以613.6亿美元的成绩，成为全球创意产品出口的第一名，占了全球18.5%的市场份额；美国仅以255.44亿美元和7.6%的份额屈居第四。中国五年间的增速差不多是美国的五倍。如果把美国比作开着吉利车以40公里时速行进，那么中国就好比开着宝马车以200公里时速狂飙。联合国这个数字，虽然算法还待深入研究，但至少对于我们解放思路，是一个冲击。

　　创意产品出口，区区600多亿美元，只是服务业的一个子集。创意服务业做得到，整个服务业也做得到。只要环境适宜，“中国服务”同样可以创造“中国制造”那样的奇迹，就象印度创造软件服务奇迹一样。一旦找到这个投资出口，被憋在楼市、股市中团团乱转的中国民营资本，将决堤而出，走向世界。而且“中国服务”一旦实现，比“中国制造”对全球的冲击更为壮观。单凭服务业收入落差，就会出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世界奇观。

　　上个十年，为什么是中国制造而非中国服务？

　　中国为什么没有象印度那样发展出一个世界级的服务业，这是可以和“李约瑟之谜”相媲美的一道难题。探索“中国服务”有无可能实现，首先应反思这个问题，解开这个谜。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最近有个解释，别开生面。他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说，无非一种社会关系成本。社会关系越简单，越规范，交易就越简单，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关系越复杂，越失序，那么交易就越麻烦，交易成本就越高。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显然属于后者。既然没有确定的规则体系保证跟人的交易的安全性，人们就只好主要跟物打交道。主要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起来。这就是说，制度环境注定了中国只能做世界加工厂，而做不了世界设计师。

　　我非常赞同制度重要这个诊断。当然，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并不支持中国“做不了世界设计师”这个结论。因为陈志武百密一疏，算漏了还有出口这条道路。创意产业在国内发展不起来，出口却有可能发展起来。借国外的制度环境，发国内的财。当年，乡镇企业在国有经济格局下，国内空间不足，转向国际大循环，“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创意产品出口世界第一，估计也是这样产生的。

　　如何理解服务业所需的制度环境

　　郎咸平谈到产业投资环境，陈志武谈到民主制度环境，我要提的是竞争优势环境。他们说的环境也很重要，但从现实的角度说，我认为现有的环境潜力还没挖尽，希望大家注意。

　　印度民主制度与服务业的崛起就没有太大关系。同一个民主制度，为什么十年前没产生出现代服务业，十年后产生了？用陈志武的结论显然解释不通。当然，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但这是另一回事。根据我在印度的实地观察，印度信息服务业崛起另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是印度服务业崛起的关键因素。

　　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的反义词。波特说：“比较优势理论是长期以来在国际竞争分析中处于主流和控制地位的一种理论，而我则力主竞争优势应该是一国财富的源泉。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而我认为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确保投入要素能够高效地使用和升级换代。”

　　波特这里说的环境，除了禀赋条件外，就是前面所指的“竞争优势环境”。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需求条件（Demand conditions）的选择、二是对相关和支持产业（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的选择；三是对公司战略、市场结构和竞争对手（Company strategy, structure, rivalry）的选择。

　　把需求当作一种环境来考虑，是跳出比较优势的关键一环。当年印度发展软件服务，选择美国需求来攀高枝，造就了相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今天，历史有重演可能。发展创意服务业，我们是攀欧美高枝，以出口型为主；还是面向国内，以内需型为主，到了选择关口。如果是后者，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制度设计具有中国特色；而如果是前者，象印度那样，或象当年鼓励乡镇企业出口那样，鼓励民营模式或特区（园区）政策，就成为必要选项。这个问题变得很现实。一念之间，一个产业可能就没有了。

　　相关和支持产业这个环境，指的是产业链、技术溢出等条件。过去制造业是中美分工，信息服务业与谁分工？从联合国数据看，创意产品出口，是中法分工。在网游产业，是中韩分工；在服务外包和动漫上，是中日分工。这些领域，政策上只要支持一把，中国就能窜到上游；相反，政策上一哆嗦，企业就可能被消灭在前线（如IT中的许多“先烈”）。

　　公司战略、市场结构和竞争对手这个环境中，中国最弱的是风险投资这一环。印度有几招非常强。1986年《研究开发税务条例》，规定对所有技术引进项目收取研发税，把其中的40%用于为风险基金提供补贴。VC长期资本利得全部免税。官助民营风险投资。引入海外风险投资基金。对此，中国民营服务业只有羡慕的份，人家上去了，不服不行。

　　总之，“中国服务”要走向世界，支持性制度是关键。政府不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国家就不可能成为服务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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