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与反思5·12大地震时，四川绵阳乡镇中学校长叶志平用自己朴素而又符合科学理性精神的防灾意识拯救2300多名学生的事迹再次被人忆起。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是2008年中国灾备管理的经典案例，同时让“灾备管理”像春芽一样开始在中国生长。
2009年，从国家层面到企业层面，灾备管理更被频频提及。
　　日前，在“2009国际灾难恢复与服务外包峰会暨第四届中国灾难恢复行业高层论坛”上，各级政府与灾备服务提供商从不同角度出发，关心着同一个问题：当未知却又客观存在的灾难来临时，我们的灾难备份体制是否已经健全而有效？灾难恢复的外包是否将成为一条可行的应用发展道路？
　　试水“共赢模式”
　　“目前中国的大多数数据中心不合格。”此次峰会的承办方——中国最大的灾备管理公司GDS（万国数据）CEO黄伟在峰会间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语出惊人。
　　黄伟表示，中国数据中心的国家标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立的，是当时建设部根据机房的需求做的标准，地板承重在500公斤以下，恒温在23摄氏度，电力冗余也没有要求。而如今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用户对数据中心的可用性、可扩展性、建设标准都有了更加严苛的要求，随着设备的耗电密度越来越高，电力、网络甚至管理的冗余需求越发凸显，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数据中心已不堪重负。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建得起或改得起自己的数据中心。一般来说，大型企业建立一个数据中心至少需要2000万—3000万美元的投入，而一个集中化的能够覆盖某一区域甚至全国应用的数据中心的投资更是在亿元级。”四川省信息安全主题专家组组长、成都市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刘勇对本报记者说。
　　据了解，GDS计划在未来三年新建19个数据中心，累计建设面积30万平方米，投资预计在36亿—40亿元人民币。
　　为了实现该计划，黄伟表示GDS将寻求多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仅局限于投资人的资金注入，GDS还制定了“分阶段发展，与地方政府信息化共赢”的战略，GDS将以地方政府为客户及合作伙伴，在拉动GDS建设的同时，达到GDS、地方政府及GDS客户群的三赢局面。
　　实际上，成都正是GDS第一个“三赢”战略的试验田，除了承办此次论坛外，GDS正在成都建立“面向未来的绿色数据中心1．0版”，今年年底即能交付使用，而成都市的一些政府机构及相关部门，已经决定将其数据中心迁入GDS在成都新建的数据中心内。
　　黄伟表示，GDS将开始拓展除原有金融客户之外的另一大客户群体——政府客户，并通过与政府的良性合作完成GDS未来三年的计划。
　　适合国情
　　“我们整个成都的信息化预算仅2亿元左右。”刘勇对记者说，“而灾备管理投入资金巨大、专业性强，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的电子政务，都难以独立自主地完成灾难备份中心的建设和运营。所以成都走出了电子政务外包的第一次社会化实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处长王娜表示，国家希望能够建立一套可靠、可信、可控的灾难备份全国体制，而商业化的灾难备份体系，更加符合“国家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需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尹洪涛处长认为，IT外包、资源外包、灾备外包、数据中心管理外包都是可行的，中国已经具备进行灾难备份服务外包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灾难备份外包适合中国国情，自建并不现实。”
　　如今的GDS正在全国的五个城市管理着8个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随着每年业务收入以100％、客户合同数以120％的速度递增，黄伟透露，未来GDS将在全国乃至亚洲范围内建立超过20个数据中心，并通过建立独立的专业数据中心管理公司来保证管理水平和运维能力。
　　“目前，虽然中国用户灾难备份上还是以自建居多，但是仍有23．4％的企业外包了灾难备份，到2012年这个比例将上涨到36％，并维持38．9％的年复合增长率。”IDC中国软件与服务研究部高级研究主管经理韩国华说，目前应用灾难备份外包的企业只有4％，有意向全部外包灾难备份的企业有10％，而有意向部分外包灾难备份的企业则占受调查企业的56％—70％，潜在用户群预示了庞大的市场需求。
　　其实，国外早已将灾备管理作为对股东、对社会负责任的一项指标。很多企业将公司每年IT投资的15％—20％用于灾备管理。“灾备管理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开公司的必备。”黄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