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衰退，吾之机遇”——6月18日，第七届大连软交会上，麦肯锡大中华区董事长欧高敦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软件[26.97 -0.37%]外包能够借此次金融危机实现反向式增长，其中的佼佼者更有机会跻身全球领先者。

6月20日，在软件外包发展趋势的研讨中，麦肯锡全球董事彭壮壮把欧高敦的这句话提炼出三点含义：金融危机下，其他行业在衰退，但IT/BPO(业务流程外包)行业在增长；其他国家在衰退，但中国等新兴市场在增长；其他传统的软件外包在衰退，但新业务模式的外包在增长。

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王超在软交会开幕时透露的几个数字似乎也印证了麦肯锡的判断。今年1-5月，按照最新的统计口径，我国软件出口协议金额为25.3亿美元(不包括嵌入式软件)，同比增长21.6%；承接服务外包协议金额为25.9亿美元，同比增长25.9%；而2008年我国承接包括ITO(信息技术外包)和BPO在内的服务外包协议金额达38.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倍。

印度样本的启示

麦肯锡的乐观来自印度在之前三次全球衰退中的“逆势”亮眼表现。

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严重经济衰退，这两年全球平均GDP分别下降了0.4%和0.8%，而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收入的年度增长却达到了57.1%和63.6%；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际，全球平均GDP下降了0.7%，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收入仍增长55%；2005年由于油价高企和区域经济失衡，全球的GDP增速由上一年的13.3%下降到8%，印度IT相关服务出口增速依然保持在37.6%。

“尽管无法完全就此判定服务外包与经济衰退存在反向的增长关系，但印度的确牢牢抓住了这三次危机中的机会。”彭壮壮说，中国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虽然与之前的危机相比，当前金融危机的一个特点是，银行金融机构损失特别巨大，占软件外包三分天下之一的金融外包业务严重缩水。2008年1月-9月，金融业价值2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外包合同数量从130份减少到100份上下，合同金额从180亿美元下降到110亿美元。

但麦肯锡对美国多家银行的调研显示，与去年第二季度相比，领先银行的各个部门(从前台、运营、IT到财务、人力等)今年在高成本地区以外员工比例都计划大幅提升，并计划在2-3年期间继续保持离岸外包项目，其中一些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产品(基金托管、外汇、现金股权等)建设甚至将加速，一些期待市场复苏的机会主义的产能也将加快建设。

“中国等新兴市场在经济衰退中将可以通过人力成本套利加速发展。”麦肯锡认为。此外，虽然受美欧政策变动、当地房地产成本下降和近岸人力资本降低等因素的刺激，中美洲以及东欧等地的近岸外包对欧美金融机构业务外包的吸引力加大，但麦肯锡认为，中国、印度等离岸劳动力的套利机遇远高于近岸(70%相对于30%)，加上中印的外包经验积累和人力资源库已经相对完善，近岸外包不会形成太大威胁。

据麦肯锡最近走访的美国六大金融机构反馈，五家金融机构打算继续保持或扩大今后6-12个月内离岸服务外包的计划。“在投资压缩和管理层重视缺乏情况下，关键是如何能帮助金融企业提高离岸外包的收益，这是中国外包企业应该仔细思考的问题。”彭壮壮说，这样才能抓住危机中金融外包的机遇。

此外，日本的发包可以部分对冲欧美金融机构的收缩。“日本的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加上中国文字和文化的共通性，这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的重点关注对象。”毕马威合作人吴剑林表示。

而据记者了解，早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大连亿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先后收购了日本的AITACA和NIC公司。亿达内部人士表示，这使亿达与日本的富士施乐、软银、富士胶卷、松下电器等大企业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并使得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同比增长了95%，“尽管亿达的去年的销售收入仅为1亿元，但成长速度很引人注目。”

蓝海“内包”促追赶

与印度相比，中国外包软件企业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尚未启动的庞大内需。据麦肯锡统计，2008年，中国的IT服务支出总量占GDP的比例仅为0.2%，而印度为0.5%，韩国为1.3%，日本为1.8%，美国接近2%，英国甚至达3%，中国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低比例意味着巨大的成长空间，一旦市场启动，将带来巨量的业务。”彭壮壮认为，国家目前已经看到了软件外包的价值，并下定决心开发软件外包业的潜力。彭建议，国家可以系统地推出并执行四大扶持计划(增长引擎计划、内需释放计划、特大型外包项目计划和领军企业扶持计划)，外包的前景将因此非常光明。

东软首席运营官卢朝霞表示：“国内的拉动额度表现出比较好的态势。”国内的电信重组和3G牌照发放提升了东软的增速；此外，东软也极大受益于电力营销系统的快速发展和新医改带动的医疗软件行业；而各地的铁路、高速等交通新改革，以及由此所拉动的物流、集装箱也大大促进了行业的发展。

“中国很有可能在五年之后追赶上印度。”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副董事长张亚勤表示，五年前微软国内发包的软件金额还不到1000万美金，去年已经超过1亿美金，五年内成长了十几倍，微软中国的研发也成长了五倍，研发人员也从五年前的500人增长到了现在的3000多人。

麦肯锡认为，这与中央政府大力扶持政策有关。中国要赶上全球产业的增长速度，还要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明确抢进的增长引擎，避免与印度陷入价格战和低端竞争，把发展的重点逐渐从应用开发维护、系统集成和基本业务流程外包等传统领域向工程服务、研发、市场运作和决策支撑等高附加值领域拓展。

“外包”路上几道槛

尽管前景看好，但国内软件外包的几个软肋仍亟须解决。

首先，在市场份额和增长速度上，中国仍然大幅落后印度。全球离岸外包产值在2007年达到了600亿美元，而中国只占不到10%的份额；中国前四大IT软件外包服务厂商在过去3年的增长率为21%，尽管速度并不慢，但印度前四位公司的年增长率却是中国厂商的两倍，规模在2007年时更是达到了中国厂商的14倍。

据麦肯锡保守预测，全球离岸外包规模到2012年可超过1600亿美元，如果中国希望届时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目的地，则需要取得20%的市场份额，即300亿美元以上。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今后4年内使行业规模增长5倍以上，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中国软件外包行业依然呈高度分散的格局，缺少与世界顶级企业规模相媲美的大型企业，也尚未出现一家服务外包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国内企业，这导致我国不能有效地获取大型外包和集成项目。

这种现状也造成了中国缺乏价值定位和足够的吸引力。毕马威合伙人吴剑林告诉记者，毕马威曾对150个跨国公司的CEO进行了问卷调研，大部分能很容易地说出10个印度外包城市，但大部分人只能讲出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如果印度的商业发展人员推广效果为100，中国的商业发展推广效果平均只能达到50，“中国缺少对外包城市和整个产业的整体包装，缺少成功故事的带动。”

麦肯锡的报告也指出，跨国企业的大多数IT决策者认为中国更适合充当全球制造中心，而不是新兴的服务外包大国。这导致它们对在中国外包的潜在风险产生极大的误解，如：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缺乏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

“另外，中国20家软件外包基地的建立固然是好事，但也要避免出现内部竞争的局面。”吴剑林表示，软件外包不能继续走价格战的老路，这将导致大部分利润外流，并且很容易把产业周期提前结束。

与此同时，周边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服务外包上的兴起也对中国的外包形成不小的挑战，如：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以及埃及不断地加大服务外包的支持力度，这些国家的政府纷纷出台了大力度的政策支援。据麦肯锡埃及外包研究员介绍，埃及已经将“在2017年之前成为全球五大离岸外包目的地之一”作为政府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