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邦动力网讯)国内最具权威的服务外包研究报告———《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09》不久前正式出版发行，全程主持该报告编写工作的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主任朱晓明已连续三年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在这位我国服务外包研究的领军者看来，该行业的发展正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服务外包市场竞争激烈《上海金融报》：全球服务外包产业是否已经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逐渐步入复苏轨道的全球经济对于这个行业有什么影响?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目前呈现怎样的现状与趋势?国际竞争格局有哪些特点?

　　朱晓明：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经历了近5年的最低增长。其中，IT服务支出受危机影响最大，出现了负增长。业务流程外包行业受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仍维持增长趋势，但远比不上前几年的水平。随着欧美国家经济的回暖，服务需求已经开始回升。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在去年第四季度出现复苏。数据显示，全球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商业外包合同总额，在第四季实现了同比8%的增长，为近六个季度最好表现。

　　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出现了十分激烈的竞争格局，精彩纷呈，承接地国家和地区可谓你追我赶，高潮迭起：印度领跑、中国腾越、东亚崛起、中东欧滑落，中东、北非腾飞、撒哈拉在成长、拉美近岸优势，各显风骚。

　　《上海金融报》：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轻，这是否意味着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同样未受其影响?

　　朱晓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上半年，来自国际市场的订单有所减少，中小服务外包企业的成本压力增大，利润空间下降。我国政府对各类外包企业积极扶持，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重视提升企业素质等措施，全年服务外包仍保持了快速增长。服务外包产业已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渠道。更重要的是，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完成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战略目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外包新政”企业受益《上海金融报》：为扶持服务外包产业，我国政府推出多种措施，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取得的成效如何?

　　朱晓明：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简称9号文)之后，各部委又相继出台了11个配套文件，2010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复函》(简称69号文或外包新政”)。两年来，进一步完善了各项鼓励和促进政策。国家对于外包服务产业的扶持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由关注接包环节转向关注接、发包环节并举，由促成企业交易到培育成长环境等。未来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将在政策的集成创新与细化落实方面继续推进。

　　在政策的鼓励和促进下，中国外包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下逆势上扬，国际市场份额明显上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尤其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2010年我国服务外包整体市场规模有望保持40%以上的增长率，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预计将超过140亿美元。

　　《上海金融报》：今年4月外包新政”出台之后，相关企业或地方将从哪些方面直接受益?

　　朱晓明：第一，新政”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服务外包企业原来认定条件中，相关服务业务收入应占总收入的70%，现在可以降低到50%，进入门槛低了。此外还取消了企业需获得国际资质认证的条件。

　　第二，扶持离岸发展。比如像呼叫中心本来规定外资股权不许超过50%，现在对于全部面向国外市场的服务外包企业经营呼叫中心业务，已经可以从50%这个标准突破上升，在示范城市实施不设外资股权比例限制的试点。对营业税免税范围进行了拓宽，原本是规定一定要外包企业当中的技术先进型企业，现在只要这个企业做离岸外包业务，就可以享受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营业税。

　　第三，加大了财税的支持。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从2010到2012年，财政部每年给予每个城市500万元用于公共平台建设，也就是三年可以获得1500万元的支持。关于人才资格的企业申请，本来是每个企业的服务外包业务额需150万美元，现在下调到50万美元。

　　第四，金融服务支持。积极开展适合服务外包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拓宽融资渠道。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在境内外特别是创业板上市。

　　第五，营造良好环境。外包新政”之后可以突破原来规定的外包企业劳工时间，将示范城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实行的特殊工时制度，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此外，还实施五缓四减三补贴”等，以减轻服务外包企业负担。

　　《上海金融报》：服务外包行业如何实现后新政”的持续增长?对此应有何期待?

　　朱晓明：我们认为新政”之后还应有若干配套的实施细则推出，这个说法绝对不是我的发明。事实上，早在去年国务院9号文出来之后，各部委就相继出台11个配套文件，如此惯例”也会发生在69号文出台之后。按照69号文当中积极培育在岸服务外包市场，促进国际国内服务外包业务协调发展”的这一表述，意味着离岸外包固然重要，但在岸外包同样重要，现在是可以给在岸外包创造一个机会了。因此，后新政”实施细则的设计思路之一为，将离岸外包政策部分或者全部延伸到在岸金融外包、云计算和物联网相关的服务外包、自主创新的解决方案和软件等等。

　　在岸金融外包市场越来越大《上海金融报》：当前服务外包当中的两端，客户和服务外包企业各自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朱晓明：表现在客户(发包方)的变化是，拥有更广泛的承接地、关注价值和成果、较新的服务交付模式。服务外包企业(接包方)出现的变化是，它越来越具有全球交付能力;它既全面又具有专业针对性;它逐步扩展到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服务(PaaS)、基础架构即服务(IaaS)。

　　《上海金融报》：由于金融行业有其特殊性，发展金融外包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对于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有怎样的建议?

　　朱晓明：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金融服务外包是指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为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金融服务外包的业务类型包括ITO(信息技术外包)、BTO(业务流程外包)等领域;从金融行业的角度来分类，可分为银行服务外包、资本市场服务外包和保险服务外包等等。

　　目前全球前五名的银行中国占有三席，金融后台的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也非常紧迫。以银行为例，金融业务有前台、中台、后台之分，金融外包主要来自于金融后台。比如包括信息系统、银行卡业务、数据处理等等。模式有三种：第一种，以国家开发银行IT系统外包给惠普公司为例，这是完全外包模式，实行这一模式的还有深圳发展银行。第二种，以中国光大银行后台业务软件系统开发与联想合作为例，这是部分外包，包括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也是这种模式。第三种，以交通银行的数据中心为例，是完全自营的模式，此模式还有华夏银行票据中心、工商银行数据中心、中国平安呼叫中心。

　　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岸金融外包的市场将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目前，中国的离岸外包只占整个外包份额的22%，在岸达到了78%。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在岸金融外包的政策设计框架思路是：第一，对发包方来说，应扩大在岸发包市场的规模。根据目前的现状，先考虑完全外包或者部分外包的金融机构，由于目前尚未出台全面完整的外部监管法规，这些金融机构非常担心接包方的素质不稳定性、不可靠性。对此，希望银监会尽快出台《银行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并出台实施细则。

　　对于金融后台业务发包完全自营的机构来说，如果把后台分离出来，变成集团旗下一个企业的时候，将会遇到重复征税的难题。所以，我们建议外包新政”之后，出台一个实施细则，对这类企业考虑取消重复征税。

　　对于接包方企业来说，有两类值得关注。第一类在岸外包，是离岸外包首笔交易(T1H1)后的所有转包，我们把这些在岸外包称作为TiHi(转承i次)，建议采取一单跟到底”的优惠政策，全部享受离岸外包政策。

　　对于第二类在岸业务接包方，完完全全的在岸外包，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渐进地将离岸外包政策延伸到在岸金融外包领域。

　　应该说，目前的离岸外包金融政策，的确是全国服务业当中最为优惠的政策，所得税为15%，营业税更是激动人心———免征，税率为0!另外，还有人员培训费和资质认证的补贴。我们的想法是，对在岸金融外包，是否可以让所得税渐进地从25%降低到15%?营业税从5.5%渐进地下降到0%?至于人员培训和资质认证补贴也可渐渐地从0上升到离岸外包的标准。

　　《上海金融报》：上述建议以外，发展服务外包目前还有哪些瓶颈有待突破?

　　朱晓明：第一，是缺乏人才，或者说关键人才还是比较少。但是，69号文对集中培育企业、培育人才方面的政策应该说力度最大。第二，光靠政策驱动还不够，政策推动的只是一个轮子，推动服务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轮子是企业的竞争力。我们的离岸外包、在岸外包的能力在提高，但核心技术不可懈怠。第三，和人才、核心技术同等重要的是商业模式。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包方、接包方必须要产生商业模式的强人、巨无霸。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愿意创造这种氛围。(编辑：舒小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