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无锡等地的党建事务外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此之前，宁波市主要官员在市委党校举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讲座。地处西部的西安市一个区政府，将社会经济十年发展规划整体外包――在过去这往往是地方发改委的工作。

　　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实施10多年的政务外包，如今已经开始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然而在我省，政务外包刚刚萌芽，一些地方的政务外包实验还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阶段。

　　企业何以干政事”

　　政府服务顾名思义是由政府为公众或特定人群提供的服务。由政府提供的服务，为什么要由企业来做呢？

　　长久以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政府服务都由政府独家提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需求不断增多，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多，但公众的满足感却不断降低。这是世界各国在行政改革中遇到的政府公共事业难题，其表现就是：政府规模不断扩大，部门分类越来越细，雇员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居高不下；而政府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效率却日益降低，由于超额雇用和过度建设，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公众的不满情绪日渐增多。

　　政府都面临着公共服务需求不断扩大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断萎缩的尖锐矛盾，传统的由政府垄断公共服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构建新型的政府服务提供模式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政务外包应运而生。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将政府部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交由市场和社会，建立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竞争，解决公共服务提供低效率问题。

　　它强调政府的职能让位和市场的价值，认为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做好分内的事情，把其余的交给市场。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如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签订契约，把以前由政府独自提供的某些服务承包给市场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

　　外包实验：从车辆到监狱

　　20世纪80年代，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政府服务外包尝试。

　　欧盟在1992年颁布了《公共服务采购指令》，将机动车及设备的维修、电子政务及相关服务、会计和审计、楼房清洁及财产管理、依据合同的印刷和出版、污水和垃圾处理、人员安置与供应、调查及安全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休闲、文化及体育等27类公共服务全部纳入向市场购买的范围。

　　在美国，作为国家机器标志的监狱也进行了外包。联邦政府和诸多州都与私人监狱签订了代管犯人协议，美国有私人监狱180多个。私人监狱的经营者如同所有私营公司的经营者一样，以增加利润收入为目标，对控制成本非常谨慎，每月每个床位的费用比联邦监狱和州监狱要少15%左右，在节约政府监狱建设费用的同时，还减少了监狱的运营成本。日本从2006年开始所有可能的政府服务项目进行外包，进行竞争性招标，并对服务项目进行市场测试”，不断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公众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我国香港地区也积极尝试将部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区和民间组织，建立了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的伙伴”关系，明确了公共服务由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共同负责的模式：经费以政府提供为主，民间筹措为辅；服务以民间提供为主，政府提供为辅。目前香港上千家福利服务机构绝大部分是社区和民间组织承办。

　　这些社区民间组织多达17000个，主要从事社区服务、安老服务、家庭及儿童服务、康复服务、青少年发展等，大约为200万人提供福利服务，在香港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市场化机制是卓有成效的，政府服务外包也是切实可行的。

　　服务外包入乡随俗”

　　源于发达国家的政府服务外包，尽管在我国内地起步时间较晚，但进入我国后入乡随俗”，发展很快。在改革的前沿地带，政府服务外包已成为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99年，深圳罗湖区首先从环卫清扫外包入手，将全区市政道路清扫面积624万平方米中的367万平方米签约外包给公司；随后，罗湖区还对接送教师的班车进行了外包，将原有车辆拍卖，司机分流安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运输公司来接送教师上下班。紧接着，罗湖区将服务外包领域逐渐扩展到政府物业管理、医院后勤服务、政府投资项目评审、基建审计、公共工程等方面。1999年，罗湖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为8000万元，平均节支率为15％，2006年就达到了30832万元，平均节支率为16.3％。浙江慈溪市也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将天网工程”、数字城管”工程、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电厂、会展中心等项目都进行外包。

　　随着政府服务外包的广泛开展，部分地区开始尝试以制度化的方式将政府服务外包固定化、制度化、规范化。例如宁波市就专门出台了《政府服务外包暂行办法》，将网络维护管理、专业技术鉴定、公务活动组织等事项进行外包；深圳福田区也出台了《关于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实施意见》，将建设工程、劳务派遣与保安服务、后勤支援保障等项目进行外包，仅2008年其用于购买服务的资金就达11亿元，2010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金额更是多达17.3亿元。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政府服务外包能有效割断政府与直属服务消费类组织的脐带关系，实现政事分离、政企分开，也有利于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依法行政，打造阳光政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也为服务型企业的成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